據現代語言學家研究統計，現代漢語中的科學名詞中，有70%來自日本，比如『科學』、『民主』、『哲學』、『物理』、『教育』、『社會』、『先進』、『文化』、『代表』等等。這些辭匯都是明治時代日本學者在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時用漢字組裝而成的，後來由留日學生舶回中國。從這角度說，日本的『遣唐使』把中國的漢字文化帶回日本；中國的留學生則把日本的『組裝漢字文化』帶回了中國。這種互動，無疑促進了漢語圈文化的交流。

　　現在回想起來，在日譯名詞被中國學界採納之前，中日兩國在翻譯西方科學辭匯時曾有過一個各顯身手、各顯其能的自由競爭的階段。有意思的是，同樣的西方科學概念，到了中日兩國學者手里，就被譯成味道殊異的辭匯，比如economics，中國學者譯成『計學』，日本學者譯成『經濟學』；sociology，中國學者譯成『群學』，日本學者譯成『社會學』；physics，中國學者譯成『格致』，日本學者譯成『物理』。這場競爭最後以『和制漢語』的確立、以日譯的勝利而告終，理由十分簡單：單音為主、數量有限的漢語文言辭匯，無法移譯數量眾多的西方名詞，而且容易曲解其原義；而日本學者則突破了古漢語『字本位』的框框，創造了雙音詞乃至多音詞，解決了辭匯不足的問題，擴展了漢語的表義空間。這一點，應該說是日本對漢語的重大貢獻。

　　分析起來，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是中日兩國文化心理的差異造成的。在中國人的眼里，漢字決不僅僅是一種書寫的工具，它更是一種類似于圖騰的崇拜物件。正是對漢字的這種根深蒂固的信仰之情、敬畏之感，決定了中國人不會對漢字作輕易的改造或者解構。而對于日本人來說，漢字畢竟是外來物，是一種為我所用的工具。正是出于這樣的文化心態，明治時代日本學者就輕而易舉地打破了古漢語『字本位』的清規戒律，以意譯方式對漢字作了自由的組合，創造了大量現代的新語匯。這就啟示人們，一種外來文化在其吸收的民族中是否具有生命力，要看吸收的民族能不能在開放的基礎上包容相容並容，然後再大膽地加以創新『為我所用』，這種對文化的『活態思維』至關重要。(摘自《日本新華僑報》；李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