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宮廷內第一批外籍畫師，曾受命繪制過多幅油畫肖像。乾隆帝弘歷曾命宮中選少年奴僕，隨洋人學油畫技法。現存滿族畫家五德的紙本油彩山水畫，便是這一時期中國畫家的油畫作品。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外交往較前頻繁，西方的宗教繪畫和商業性繪畫更多地進入中國，西方繪畫對中國繪畫的影響也較前顯著。但真正掌握西方繪畫技法的中國畫家，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同治年間（1862－1874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設立孤兒院，向收養的孤兒傳授各種技藝，其中的圖畫館傳授西方繪畫技術。孤兒長大離院，把油畫技法帶到社會。清末民初活躍于上海的周湘、張聿光、徐詠青等人，都出自土山灣孤兒院圖畫館。與此同時，一些中國文人到了歐洲各國，親眼看到西歐畫家的精心傑構。清晚期曾出使過英、法、意、比等國的薛福成（1838－1894年）1890年在巴黎參觀蠟人館和油畫院後撰寫的《巴黎觀油畫記》被廣為傳誦，近代思想家康有為（1858－1927年）也撰文《義大利游記》，對義大利文藝複興繪畫給予極高的評價。中國知識界通過他們優美的詩文，初次了解到與中國傳統繪畫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繪畫。

郎世寧《慧賢皇貴妃像》挂屏，油畫（53.5cm×40.4cm），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對新的繪畫樣式產生興趣的中國畫家，往往從摹繪油畫印刷品入手，並使用各種代用顏料、油料，繪制基本上是中國傳統風格的油畫作品。直到出洋學畫的青年陸續回國，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變。最早出國學習油畫的廣東畫家李鐵夫（1869－1952年），于1887年到美國，曾受業于沙金（J.S.Sargent ，1856－1925年）。最早到日本學畫的李叔同（1880-1942年），于1910年學成回國，隨即在天津、杭州和南京從事美術教學，他首倡石膏模型和人體寫生，並在學校中組織洋畫研究會。

 張大千《幽谷圖》（269cm×90cm），1965年作

   辛亥革命以後，出國學畫的人漸多，他們的去向主要是歐美和日本。較早去歐、美學畫的有李毅士、馮鋼百、吳法鼎、李超士、方君璧等人，後又有林風眠、徐悲鴻、潘玉良、周碧初、龐薰琹、顏文梁、常書鴻、呂斯百、吳作人、唐一禾、周方白、吳冠中、吳大羽、趙無極、朱德群等。中國留學生初到西歐時，印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已在畫壇取得穩固地位，學院派古典主義雖有人支撐，但其影響已趨式微。留歐的李毅士、吳法鼎、李超士、徐悲鴻、顏文梁、常書鴻等人，提倡古典的寫實主義美術。在日本，以黑田清輝（1866－1924年）為代表的新進畫家，已經以印象主義的藝術觀念改變了日本美術教育的內容。赴日學畫的留學生有王悅之、陳抱一、胡根天、俞寄凡、豐子愷、陳之佛、傅抱石、王濟遠、關良、許幸之、倪貽德、衛天霖、王式廓等人。由于日本不像法國那樣具有深厚的油畫藝術傳統，所以留日畫家在藝術上普遍傾向于印象主義以後各流派。留學生歸國後，通常都以美術教學為職業，通過所在的學校，傳播自己的藝術思想和繪畫技法。

   徐悲鴻（1895－1953年）、劉海粟（1896－1994年）、林風眠（1900－1990年）這三位曾留學海外的畫家和美術教育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既是傑出的油畫家，也是20世紀的中國畫大師，對中國現代繪畫的形成和發展有著深遠影響。1912年，17歲的劉海粟在上海創辦圖畫美術院，1919年將其改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這是中國正規美術學校的開端。20世紀20年代，中國第一所國立美術學校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第一所高等美術學院杭州國立藝術院，以及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私立蘇州美術專科學校等相繼成立，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和顏文梁（1893－1988年）曾主持這些學校的教學，他們不同的藝術主張，使這些學校的教學各具特色。

林風眠《裸女》油畫，1934年作

徐悲鴻《簫聲》油畫（ 4 8 c m ×35cm），1926年作

   曾在巴黎美術學校受過學院派繪畫訓練的徐悲鴻是一位寫實主義者。他尊崇堅實的素描基礎和嚴謹的造型技巧，注重客觀存在的第一性，強調現實生活是藝術的源泉。他主張融合西方古典寫實主義藝術的技巧，對傳統中國畫加以改良；另一方面，結合徐悲鴻的繪畫實踐也可以明顯看出，他同時將中國繪畫的某些情感元素揉入到自己的油畫創作中。與精于詩、書、畫的藝術家李叔同的作品類似，徐悲鴻的油畫具有濃重的中國情調，盡管運用西畫的技巧，這兩位大師作為中國傳統文人的素養並未荒廢，相比之下，徐悲鴻用宣紙和水墨創作的中國畫《愚公移山》及《九方皋》，由于使用了真人做模特，顯示出其學院派藝術背景，與人們熟知的文人畫並列，尤顯得振聾發聵。同樣的情形也見諸他廣受稱贊的奔馬圖，與唐朝韓作品中的『夜照白』那類寵物馬不同，徐悲鴻所畫的馬宛若野性未脫的運動健將，後者對馬的塑造顯然是以解剖學為基礎的。比徐悲鴻小一歲的劉海粟在20世紀30年代也來到法國，但令他心儀的，是古典藝術中具有浪漫精神的畫家以及歐洲美術史所稱『後印象主義』的繪畫。他熱衷于臨摹提香、倫勃朗、德拉克羅瓦以及凡高、塞尚等的作品，但在其後的藝術創作和教學中仍顯示了相容並包的氣度。劉海粟旅歐歸來後的一批作品堪稱中國油畫史上的傑作，他晚年的潑墨及潑彩畫，與其說是汪洋恣肆的文人性情的複歸，不如說是他所特有的對繪畫潮流的敏感和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的最終表達。性格溫和的林風眠，曾在法國第戎、巴黎美術學校學畫，他既受過學院派繪畫的薰陶，也吸收了印象主義、野獸主義的藝術影響。林風眠畢生思考的，是在繪畫上找到一條『中西調和』的途徑，他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視為體現這種思想的實驗品。他的中後期繪畫幾乎都是在宣紙上完成的，但找不到一幅單純使用文人畫技法的，色彩和形式經常成為畫面的主題，西畫要素似乎起支配作用；與此同時，每一幅畫中都保留著中國化的具象內容，從古裝仕女、戲曲人物，到啟發我們聯想的山水、花鳥，由此帶來中國水墨與西畫『色調』、書法線條與西畫『形式感』的相互轉換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