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繼甲骨文、敦煌文書、大內檔案和秦漢簡帛之後，中國歷史文化的又一重大發現－徽州契約文書開始大量發現和流傳。從此，利用徽州契約文書，結合家譜和其他文獻資料，綜合研究徽州社會歷史文化的徽學或稱徽州學便日益引起學界的關注。

　　徽州地處安徽南部，這里層巒疊嶂，萬木叢生。境內新安江、閶江等河流與浙江和江西等地相通。地理環境的相對封閉，使徽州歷史上很少遭受戰亂的破壞，直接為徽州文化的發展和原始資料的保存提供了天然的條件。

　　徽州是歷史上開發較早的山區之一，西周時期即已產生了高度的青銅文明。三國孫吳時期，世代居住于此的土著山越人被征服，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從此，徽州的封閉之門被打開，一批中原世家大族為躲避北方連綿不絕的戰亂，紛紛遷徙至此定居。中原世家大族定居徽州，促進了徽州山區經濟的開發，同時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他們還積極擴大和鞏固勢力範圍，強化宗族觀念和意識，從而最終形成了聚族而居的局面。這些移民同徽州原有的汪、程等當地大姓，外加居官此地因愛其山水之美而定居者，共同創造了底蘊豐厚的徽州文化。

　　明代中葉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徽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為尋求出路，徽州人大量外出經商，形成一次大規模的向外移民高潮，徽商也因此成為明清商業舞檯上一支重要的地域性商幫群體。徽商賈而好儒，重視商業合同與契約文書的作用，重視家族譜牒的修纂，加上長期養成的收藏文書與原始資料的優良傳統，以致為我們留下了數十萬件的各種契約文書。

　　徽州一向有重教興文的傳統，讀書入仕之風極盛。唐宋以來，人才輩出，尤其是南宋出現的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安理學，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更是成為官方的指導思想。徽州人尊崇朱熹理學，事事恪守文公家禮，這就使得徽州歷史文化深深打下了朱熹開創的新安理學的烙印。

　　徽州還有好訟、『健訟』風氣，凡事皆以文字記錄下來，舉凡土地買賣、租佃、借貸、典當，甚至家庭的分家等等，都要以文書的方式加以記錄，以作為憑証。徽州留存下來的數十萬件各種契約文書，就是徽州重視文化和知識積累的一個集中表現。也正是由于這些契約文書的發現，直接促成了徽學的產生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