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化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區域文化，其內容廣博、深邃，有整體系列性等特點，深切透露了東方社會與文化之謎，全息包容了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民間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基本內容，被譽為是後期中國封建社會的典型標本。學術界對其的研究，至少經歷了大半個世紀，80年代以後更趨火熱，逐漸形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地方學——『徽學』，被譽為是並列與敦煌學和藏學的中國三大走向世界的地方顯學之一。

　　徽州位于黃山腳下，古稱新安，北宋宣和三年(西元1121年)建徽州府，遂得名。範圍包括今黃山市的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屯溪區、徽州區及黃山區的一部分，以及現屬于安徽省宣州地區的績溪縣、屬于江西省的婺源縣。徽州社會和文化是在南宋以後崛起，明清時達到鼎盛與繁榮，清末以後衰退的。歷史上有紛呈的學派與流派，內容幾乎涵括文化的所有領域。其文風昌盛、教育發達、人才輩出，自宋至清，徽州共建有書院、精舍等260多所；社學明初有462所，清康熙時達562所，私塾更是林立，『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科舉及第者眾，僅明清兩代徽州本籍中舉人者996人，中進士者618人，狀元數僅清一代本籍加寄籍有18人，曾湧現出了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朱升、江永、戴震、俞正燮、王茂蔭、胡適、陶行知、黃賓虹等一大批傑出人物。更有影響深遠的徽商，成為人們長盛不衰的研究話題。徽州文化之所以影響深遠，筆者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學術意義。

　　一、 考証中國農村封建社會的真情可籍以史志官記述歷史，盡管多為公正或誠實，但多少帶有文飾或烙上個人主觀意見，且記述的亦多為上層社會大事、國家民族大事或地方區域大事，民間的、老百姓的事則很少問及。即使是正直文人、學富五車的彥儒、文士，記述了下層社會的一些事件，也總難免受中國傳統文化及封建社會價值觀念的內在不自覺的影響而存有偏見，或囿于一葉障目。于是，對反映作為一個世界農業大國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文化和現實的資料甚少，有也是加了選擇和文飾的，而這恰是徽州社會與文化存在的空間。 徽州介于萬山叢中，如世外桃源，歷史上除太平軍亂外，少有戰禍，人文薈萃，素有『東南鄒魯』、『文禮之邦』、『文物之海』之譽稱。再加上徽州人由于文化素質較高，對文物、文化的保護意識強，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許多歷史文物資料被保護下來。目前，僅黃山市境內的徽州古代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橋、古塔等就留存近5000處。特別是古代徽州的大量文書的保留和發現，更被稱為一大奇跡，被各博物館、圖書館、大學、研究所收藏的就超過十萬件。50年代當這些文書被大量發現時，曾被譽為是與甲骨文、漢簡、敦煌文書、故宮明清檔案等齊名的中國五大發現之一，目前還散落在民間的未被發現的估計至少還有近十萬件，僅筆者收藏擁有的也達千余件。這些徽州文書，如各種契約、譜牒、官書、家書、魚鱗圖冊等，上可溯至宋，下至解放初期，均屬極為珍貴的歷史文物資料，且絕大部分是徽州民間老百姓緣于自己切身利益等而形成的，第一手性和真實可靠性強，數量多，涉及面廣，內容豐富。研究它們可以真實地了解和再現當時徽州農村社會的真實情況，其中包括老百姓真實的生活、勞動、人際交往及社會結構、土地關系、商業經營、文化發展等情況；此外，不僅有歷史文書、檔案資料，還有幾乎保存原貌的村莊、村落、祠堂、房屋、原始物件及當事人的後代等，內容鮮活，因而學術價值高，內在而有效地填補著中國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