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正像不斷流亡的猶太人那樣，雖然人數不多，但卻名揚寰內。猶太人除了祈禱之外，始終把教育放在首位。他們雖歷經磨難，但仍能使民族薪火相傳、亮麗多彩。客家人和猶太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不斷的經受戰火、災荒，不斷的被殺戮、驅趕，不斷的遷徙、流亡，最終遍布世界各地。客家人脈絡不斷、人才輩出，每到一處，都會以其驚人的智慧和過人的才幹對當地作出重大貢獻。之所以如此，客家人始終把尊師重教放在首位，比猶太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客家人根在河洛，他們重視教育的傳統，可追根溯源到民系的源頭——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由來已久。早在五帝傳說時代，《史記》載以西亳(今洛陽偃師市)為都的帝嚳『教萬民而利誨之』，《尚書》載他的兒子契曾受舜命『敬敷五教』，制有『教刑』。《尚書》還記載以今洛陽市東登封陽城為都的禹，更是『聲教起于四海』。

　　文字是作為書本教育的必要工具，今人曾根據出土文物考証，仰韶文化時期就出現了毛筆，河洛地區還流傳著黃帝時代命倉頡造字的傳說，所以《河南通志》斷言：『河洛淵源尤為萬世文字之祖。』

　　到了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區就出現了學校。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夏代在洛陽就出現了學校，和文獻記載相印証的是洛陽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的夏都宮殿前發掘的一座宗廟式大學遺址，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有址可考的最早的宗廟式學校。商代在河洛更重視發展教育。商曾都西亳(今洛陽偃師古商城遺址)230年，《禮記》載『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商代設大學于京都西郊，設小學于東郊，商王常出入學校，又稱之為『明堂』。到了周朝，河洛的教育更為發達，著名的『成周』學制，在洛陽形成，在王城設國學，鄉學兩類，分大學、小學兩級，周公營洛，制禮作樂，創制典章制度，成為後世教育的範本。弦誦之聲聞于四野，土質而文成為洛邑古風，所以孔子風塵撲撲、不遠千里，到洛陽適周問禮于老聃，入太廟觀禮後，曾對學生們感嘆『周監于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漢代洛陽又成為教育中心，河洛重視育之風更盛。東漢光武帝劉秀于建武五年，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離宮八里處修建太學。太學規模很大，一時洛陽出現了『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的盛況，地方更是『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太學不斷擴建，到東漢末，太學生在學人數常多達三萬余人，舉世矚目。河洛一時人才輩出，名賢連茹。如此發達的教育，可謂教化所及，風應華夏，人譽洛陽為『首善』。

　　魏晉時期，在洛陽開始建立國子學，設國子祭酒，主管國子學和太學，教育轉向雙軌制，同時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開始推行郡國學制，大大推動了地方教育。

　　隋唐五代，河洛教育更是得到長足發展。隋煬帝改國子寺為國子監，總轄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等，是專門管理學務的中央機構，開中國教育行政之端，並開始科舉取士，科舉制建立。武則天時又于洛陽創殿試，設武舉、立制科。唐高宗于東都洛陽設國子監，學生達千余人。此外，東京洛陽設教坊兩所，各種藝術、科技等專科性學校也在洛陽大興。一時間，東都洛陽除了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之外，還有書學、算學、律學和弘文館等，蔚為大觀，成為教育史上一道奇景。

　　縱觀歷史，探三代之始，追夏商之源，企兩周之轍，溯東漢之太學，考隋唐之科舉，河洛人文蔚起，風教先于天下。重視教育、發展教育成為河洛文化的傳統，也成為河洛文化是華夏文化之根的根本原因，因為每個民族文化承繼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教育。作為一支獨秀的客家民系更是如此。

　　客家先人們由于歷史的原因，戰亂和災荒迫使他們為了生存而遠離故土，流向遠方。如今站在漢魏故城遺址前，看著那些裸露地表的斷堰殘礫，不難想象他們當時戀戀不舍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站在隋唐遺址只剩一段土丘般的應天門前，可以想見安史之亂血腥的歷史如何讓這些客家先民們心驚膽顫，而又不得不離開曾經輝煌一時的神都洛陽的眷戀不舍的心情。他們從漢魏故城走了，從應天門出去了，從河洛大地離開了。他們不僅帶走了思念和眷戀，而且也帶走了河洛文化的傳統。名隨人走的民俗規律，使我們今天仍能找到客家人的這種思念和眷戀，『河洛郎』的稱謂、泉州『洛陽橋』的修建、『洛陽河』的命名等，這些東西在客家人中隨處可見。他們帶走的最寶貴的東西是河洛文化最根本的傳統，而這些傳統中能使他們開拓創新、民系發達的就是重視教育、發展教育。這是歷史事實，而歷史是可以印証的。

　　客家先民們流落他鄉，所到之處一般都是窮鄉僻壤，經濟貧困，文化更是落後，根本談不上什麼發達的文化教育，于是在他們聚族而居的地方，由族人共同出資或專門由祠堂負責，以私塾的形式教育族民。不少客屬地，都有『學田』和『谷田』，客家族人不分貴賤貧富，只要肯學，就由公用的『學田』或『學谷』負責其求學費用。一千多年來，就這麼傳下了來。這正繼承了河洛尊師重教的傳統，只不過在新的環境下，辦學形式上作了變通。河洛的國子學、太學由官府公辦，客屬地的私塾由家族公辦；河洛子民都有入官受教育的機會，客家人都可以平等地坐在祠堂里讀書；河洛官學講四書五經、誦詩詞歌賦，客家私塾、學院讀章句注疏、學平仄對仗……正是保持發揚了重視教育的傳統，所以就有了客家人才濟濟的結果。象詩人黃遵憲、丘逢甲都是從私塾中走出來的。如果客家人沒有這種傳統，就不會有祠堂教育，丘逢甲也就不會4歲就塾、6歲能詩了。客家屬地都有書院，有的是由祠堂演變，有的是由客家人集資興建，象江西興國的瀲江書院，這些是更高形式的客家學校。重視教育使客家地區崇文興學蔚然成風，被人譽為『文化之鄉』、『人文秀區』，在這里可以找到『鬱鬱乎文哉』的周代遺風的影子。

　　客家的教育如此發達，就是因為尊師重教的傳統深入每個客家人心中。他們這種觀念直接來源于河洛文化。建于1902年，處在深山大谷的永定縣湖坑鎮洪坑村的『日知學堂』，其門聯是『為學志在新民，訓蒙心存愛國』，這和河洛教育的宗旨，即《禮記·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至于止善』如出一轍。『明明德』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就是心存愛國嗎?在廣東梅縣松源鎮蔡蒙吉故居、江西石城小松鎮井頭村鄭氏祠堂、福建連城朋口鎮文坊村項氏家廟，這三處山村祠堂壁上都同樣刻有文天祥手跡『忠孝廉節』，這不正是『止于至善』嗎?福建省永定振成土樓里題有『澡身浴德』的橫匾，這不正與《禮記·儒行》的『儒有澡身而浴德』相吻合嗎?客家人即使在實際行動中，時時不忘河洛的『沐浴于德，以德自清』的德育精神。客家人重視教育，甚至在兒歌中就啟蒙了讀書的重要性，『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籮筐上，一本書，送畀哥哥去讀書』。可見，客家人所帶走的河洛文化重視教育的傳統影響之深。

　　正是由于對河洛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的承繼和發展，所以就出現了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會有祠堂、就會有學校的教育奇觀。也就有了『耕讀傳家』『書香門第』，使客家人在窮山惡水的環境中保持較高的人文素質，同時維護和承繼了自己的歷史傳統。由此可知，客家人根在河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