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票號業，開創我國金融業之先河，喬家辦票號確實不是最早的。但喬家的票號敗落的最晚，在同行中很有影響。『經商之道，首在信，次講義，然後才是利』的名言是無數晉商長期經營實踐的縮影，是晉商的成功所倡導的。祁幫票號承匯款以信譽為先，保証顧客憑票到匯地按時取款。在付款時間上有嚴格的規定，對上海為見票後10日或匯出後12日付款；對漢口為見票後10日或15日付款；對蘇州為匯出後16日付款等等。在取款上，嚴格執行『由本人領取』等規定。為防止失誤，大多分號還與其他票號進行了『連環結保』。

　　大德通、三晉源票號曾積極參加票號行會等同業組織，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光緒年間，又參加了上海的『山西匯業公所』，通過公所協調票商關系，為維護既得利益、鞏固行業壟斷地位，彼此聯結起來，互相幫助，形成了一個縱橫連接，網路貫通的地域性商業集團，使其自身利益得到保護。

　　大德通、三晉源票號為順應時代發展需要，在推動近代工業發展方面做過好些有益的事情，既維持了自身的經營，也為社會進步做出了努力和貢獻。在光緒三十一年，當民信局的業務被郵政所代替後，票號一部分匯兌業務也被郵政奪去，對票號生意造成不利。大德通、三晉源票號曾與大德玉、蔚豐厚、協同慶共同與郵政交涉，制定了特別郵寄章程，既支援了郵政業務，又使自己利用郵政維持了業務。主要由駐漢口分號與湖廣郵政司達成協定，『先行商榷郵政局可准予漢口匯票幫及各埠同幫聯號訂一特別郵寄妥速，並能加快防遣辦法，以便票商。』該章程被轉總郵政司批准推廣，設有匯票號往來生意50處。

　　自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秋季開創快信郵件以後，集郵者從快信郵票的編號的字頭上一望而知是採用了『千字文』。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合稱為『三百千』，是古代兒童的啟蒙讀物。千字文是南北朝漢武帝命員外散騎侍郎周光嗣將王羲之書法中的一千個字組成可以誦讀的文字。傳說周光嗣用了一夜功夫，將之編綴成4字一句的韻文250句，因勞累過度，第二天鬢發皆白。『千字文』文字雖較長，但因押韻而便于背誦記憶，常用來作為編號的字頭，例如封建時代的鄉試考棚和當鋪的存放典押物的櫃號，都用『千字文』作為字頭。大清郵政巧妙地把中國古代傳統計數文化引用到快信之中,具體為：清代快信郵票每聯上都加印黑色的從『1―――1000』編號，在編號的左方另由各發信郵局自行加蓋的1個『千字文』的文字，各局民用的文字由北京郵政總局頒發，並無雷同。各郵局內經辦快信事務的員工都有各自專用的專字。中國的郵政單位使用『千字文』字頭的快信郵票專用編號是郵政史上一大創舉。因此，郵件上不但有類似挂號郵件數字的編號，而且從其字頭上可以看清是何局寄發，以及必要時可以查明經辦人的姓名。但因開創初期，開辦快信業務的郵局很少，同時集郵所獲得的新舊快信郵票不多，所以其在快信業務上如何使用，以及各地郵局開辦快信業務的次序並不清楚，直到宣統元年四月初一(1909年5月19日)，大清郵政局發布了『快信章程』和『寄遞快信之章程』，並公布了國內11個省共51個開辦快信業務郵局名稱，事實上這些郵局是按照業務需要分批開展快信業務的。

　　先開展快信業務的郵局除上海和天津外，尚有漢口、廣州、福州和開封等通商大埠，每局分配到『千字文』字頭各40個之多。北京為政治文化中心，分配到32個，其余中等及以下城市，分配字數從20個以下直到最少8個，其中祁、太、平為11―――13位，各分配到『千字文』字頭各8個，祁、太、平當時的實力可見一斑。

　　至于邊遠地區因郵遞速度無法快速提高，沒有開展快信業務。從1909年5月以後，全國各地繼續增辦新的開辦快信業務的郵局，但僅知截止1911年7月31日止，全國開辦快信業務的郵政局所已增加到149處，但新增的98處局所使用的『千字文』字頭未見公布，因此無從知悉其大致開辦的次序了。

　　讓我們追憶大德通、三晉源票號在推動郵政發展快信業務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領略商業奇才所創下的流傳千古的業績和建樹。他們所創建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柳崇正　梁小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