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辦、臨汾市人民政府協辦的『晉文化研討會』，是山西省歷史上研究晉文化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期間，李學勤、李伯謙等國內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就晉文化有關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見解。這對推進晉文化研究和山西文化強省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要用全國眼光和世界眼光評價晉文化

　　晉文化是山西的文化，是山西的財富，但是，就其內容、特征、地位和作用看，晉文化更是中華文化、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的財富，世界的財富。

　　用全國的眼光看，晉文化是中國眾多地域文化中，有豐富內容和獨特地位的地域文化。晉文化發展全面，底蘊厚實，品質超群，在全國舉足輕重。據統計，山西是現存古建築最多的省份，共有18118處，宋、遼、金以前的木構建築占全國現有同期同類建築的70%強；山西是現存唐代以來彩塑最多的省份，共有12712尊；山西現存高品質的漢唐至明清寺觀和墓葬壁畫24000多平方米，北魏至明清石窟寺300多處；山西是現存長城朝代跨度最大的省份，戰國至清代十個朝代長城共2500多公里，其中，東魏、北齊、隋、宋四朝長城為山西獨有；山西是我國北方戲曲的搖籃，現存古戲台2888座，居全國之冠，其中8座元代戲台和廣勝寺元代戲曲壁畫在全國獨一無二；山西有我國最早的民居——高平元代姬氏民居，晉中豪宅大院更是集中連片，磚石木質雕刻精美，建築風格同中有異。晉文化源遠流長，傳承有序，在華夏文明起源中起了關鍵作用，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華夏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過程中，山西地處黃河流域中游，這里的文化傳承基本沒有打斷，特別是從堯舜到夏初一直是政治中心。從全省考古遺存看，舊石器時代有西侯度、匼河、丁村、柿子灘，新石器時代有棗園、西陰村、白燕，尤其是襄汾縣的陶寺，其代表性遺址發展連貫、內容清晰、自成系列。陶寺遺址是迄今為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龍山文化時代的最大城址，距今約4400年左右；陶寺文明已有文字、禮儀、尊卑之分，具有從所謂酋邦社會向早期國家過渡的顯著特征。陶寺文明正處在華夏文明在黃河流域逐漸形成的關鍵時期，成為探索夏代以前文明的關鍵。在山西侯馬，晉國諸侯及其夫人的大型墓地世代連續，集中連片，成為西周年代考古學的測年標志。可以說，自有人類出現到近代的歷史中，山西一直是華夏文明發生發展、交流交融的中心之一。

　　用世界的眼光看，晉文化是世界多民族文化中有獨立品格和鮮明個性的民族文化。晉文化是在中華文化背景下、經年累月傳承中積累和發展起來的。晉文化有其民族共性的特征，這就是中華民族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精神。晉文化也有鮮明個性，有其無法替代的特質。首先，晉文化從文明起源的角度反映出具有多種文化融合的特性。如晉南的丁村遺址和晉北的寺峪遺址就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文化代表。考古証明，山西是黃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沿汾河北上和北部的紅山文化沿汾河南下交流碰撞的中心舞台，從而成為華夏文明起源的『直根』。其次，晉文化從古代建築上反映出中華民族獨特的藝術風格和高超的營造技術。如應縣木塔是我國現存最古、最高的木結構佛塔，也是世界四大名塔之一。它是我國古建築中功能、技術、造型藝術完美統一的優秀範例，國內外建築界稱之為建築瑰寶。再次，晉文化在山西這塊沃土上不斷孕育出豐富多彩、生動鮮明的生活傳統、思想信仰、文學藝術，包括形式多樣的民間風俗、方言俗語、地方戲曲、民間工藝等。發掘這些豐富而真實的民族文化資源，就是追溯人類的歷史，探尋文明的軌跡。因此晉文化不僅屬于中國和山西，而且屬于整個世界。

　　在用全國眼光和世界眼光評價晉文化的時候，我們必須立足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把晉文化的發展同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緊密聯系起來，以更開放的眼光瞄准人類文化發展的最前沿，廣泛汲取其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成果，借鑒其科學的思維方法和研究手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運用全新理念打造新世紀的晉文化，使之符合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立于文化大潮的前列。

　　二、要從新的高度和新的角度認識晉文化

　　晉文化作為華夏文明體系中的地域文化，厚實深邃，有源有流成體系發展。我們在繼承晉文化傳統中合理內核時，要重點挖掘晉文化的新內涵、新精神、新價值，揭示晉文化的獨特品質。

　　自古以來植根于山西特定地理區域的一切文化現象及其持續發展的地域文化過程，是晉文化概念的基本內容。『晉文化』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的重要考古學概念，到1985年蘇秉琦先生提出『晉文化考古』，它的考古學文化意義明確了，這就推動晉文化研究上了一個新的平台。自那以後直到這次研討會，隨著考古學文化和歷史學文化的交叉研究，我們逐步發展和延伸了『晉文化』的涵義，認為『晉文化』有質的規定性，指古代以來發生在山西這一特定地理區域上的全部具有文化蘊涵的事物。這種理解和認識推動晉文化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與上述相聯系，考古學文化提出具有明顯特征的晉文化出現在『叔虞封唐』以後，形成于春秋早期，興盛于春秋中晚期和戰國時代；以此認識為基點，我們把晉文化放到更廣泛的文明進程中去考察，認為晉文化孕育于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到西周初年山西地區遠古文化的漫長發展，形成于叔虞封唐並輝煌于春秋戰國的五百年間，延續並發展于秦漢以來中華文化生機勃發、波瀾壯闊的發展長河中。從人類實踐過程和歷史延續過程來看，以考古學文化為基礎、並在歷史學文化意義上廣泛認識和發展晉文化，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和更普遍的價值取向。

　　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純樸誠信、勤勞致富、是晉文化源遠流長、不斷發展的基本特征。晉文化是由生活在山西這一共同地域、擁有共同語言和共同心理的群體創造的，它需要長期實踐，不斷積累，不斷更新。晉文化的歷史進程表明：(1)晉文化立足于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主動適應發展變化，及時做出調整創新，這使晉文化具有了特別旺盛的生命力，獲得了很強的歷史傳承能力；(2)晉文化立足于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在同各種文明的交流中，不斷學習和吸收先進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先進內容，這使晉文化具有了持續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培養了較強的吸納文明的開放能力；(3)晉文化是以山西人民為主體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產物，反映了他們對外部客觀的態度，展示了他們認識活動、實踐活動的精神和過程，這種態度就是敬業誠信，這種精神就是吃苦耐勞，這種過程就是勤勞致富。我們可將上述內容概括為晉文化的本質特征，即與時俱進的創新能力、相容並蓄的開放態勢、敬業誠信的事業原則、勤勞致富的生活態度，這四個方面相互依存，相輔相成，共同架構了晉文化的精髓和靈魂，深刻揭示了晉文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遠起上古文明、中間長時期的封建文明、下至近現代文明，與華夏文明同源流、共品性，是晉文化發展的基本框架。晉文化源有頭、流有脈，其發展主線一貫，脈絡清晰，框架完整：石器時期、堯舜禹時期、夏商周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及宋遼金元時期、明清時期的文化，迄至近現代文化。晉文化以其自身的演進和發展，聯系並貫通了華夏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過程：第一，晉文化的產生地是中國遠古人類最早開發的重要地帶。一百八十萬年前左右，山西芮城西侯度就有古人類生息繁衍的痕跡，原始人在山西活動頻繁，留有三百多處遺址；發展到新石器時代，山西是諸多文化交融和各個部族匯聚的重要地區，留下千處距今七千年至四千年前的遺址。第二，晉文化的產生地是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之一。在中國本土逐漸發生的文明中，只有以晉南、豫西的黃河中游地區，文化傳承未被打破，入夏以後成為中國文明的中心。史書有關『中國』一詞的最早記載是五帝時代的『中國』，就是今天的晉南，這里被蘇秉琦先生稱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的『直根系』。因此，晉南地區的文明進程研究將在夏文化研究以及將要展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晉文化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石。三晉法家文化代表新興的封建階級，為秦的統一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奠定了基礎。秦漢以後，三晉法家文化為歷代封建王朝提供了政治統治方略。第四，晉文化是中國古代多民族文化的大熔爐。山西自古就是中原和北方民族交往的天然通道和北方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口岸，是不同民族交往活動的舞台和不同民族文化交匯融合的熔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特殊貢獻。

　　與其他地域文明或北方各民族文明相互競爭、相互交融是晉文化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中華文明是由各個地域文明和眾多民族文明有機構成的。晉文化有其獨特的發生、發展過程，但這一過程卻始終與其他地域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同進步。春秋戰國時期，晉文化中的法家思想是在吸收了多種外來因素基礎上，如齊文化和周邊游牧民族法制思想等，在三晉地區最終完成的。這種正統的法家思想，對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兩漢南北朝和宋遼金元時期，山西是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衝撞交匯的前沿，這種衝撞交匯促成文化的相互滲透和相互激勵，成為晉文化不斷發展、不斷提升的重要動力。

　　先進性與現實性的有機結合是晉文化不斷進步的內在源泉。晉文化總體上是先進文化，其主流是發展的、應變的、開放的和大眾的。晉文化的這種先進性是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實踐中得以體現並發揮作用的。(1)晉文化在時代轉換中代表了時代發展的方向。在我國由宗法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大變革時代，晉文化以禮樂文化與法家文化為核心內涵和道德精神，成為新興階級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反映了當時社會統一的願望，代表了當時先進生產力的要求和先進文化的方向，為秦實現統一開啟了理論先河。(2)晉文化善于對其他文明進行有效整合，使它們能相互作用、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了凝聚、協調的作用。晉國初年，『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晉國與周邊民族通商通婚現象普遍。晉文化經漢晉發展到北朝，山西處于民族融合、佛教東傳的最前沿。在與北方少數民族和外來文化的碰撞中，晉文化開懷納新、相容並蓄，使自己在整合基礎上完成了又一次新的升華，推動了當時北方社會的繁榮與發展。(3)晉文化能夠積極應對文明發展進程中的新情況、新變化，力行新實踐，推動新發展。受傳統重農抑商思想影響，山西歷史上主要經濟方式是農業生產，到了明清時期，中國對外交往開始頻繁，社會經濟發展較快，山西出現了獨立的、規模性的商業發展勢頭。山西商人開拓創新，吃苦耐勞，文明誠信，在全國各大商埠乃至蒙古、俄羅斯、日本、朝鮮等地進行貿易活動，成為全國勢力最大的商幫。19世紀以後，山西商人萌發出現代金融觀念，首創山西票號，在全國甚至海外通過銀票調撥轉運現銀，起了中央銀行的作用。(4)晉文化有力地推動了文化的大眾化發展。晉文化在物質形態上有各個時期的歷史遺跡，包括風俗習慣、方言俗語等，其創造活動推動了大眾參與，也帶給大眾以享受。晉文化也有消極保守的因素，已經並將繼續隨著文明發展和時代進步而被淘汰。

　　三、要在發展文化產業和建設文化強省中開發晉文化

　　進入新世紀，山西要按照現代化的要求調整結構，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但是，山西更迫切需要建立一種符合市場機制的、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接軌全球化進程的全新的支柱產業，這就是文化產業。發達地區的實踐証明，通過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可以迅速增加第三產業的比重，從整體上改善和提升一個地方的經濟結構，從而實現跨越式發展，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因此，我們必須從晉文化的歷史發展與現實需要的結合上，深刻理解晉文化與山西發展的辯証關系，從黨和政府的戰略決策出發，充分發揮晉文化在山西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從新的實踐、新的發展要求看，發展文化產業是山西建設文化強省的必然選擇。中央和省委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在我國乃至我省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上都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其中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世界的發展已經表明，文化產業是知識經濟時代的支柱產業，它是建立在獨特的文化資源和人才的基礎上，在市場競爭中凸現其潛在優勢的；文化產業也是以知識的豐富多彩為前提條件的，這是人們文化消費的根本目的；文化產業又是環保產業，其本身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文化產業既可通過帶動關聯產業容納大量勞動力、解決就業難的問題，又與高新科技相連，具有高附加值的優勢。正是基于這些考慮，省委和省政府把發展文化產業作為我省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內容，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特別是文化旅游業，大力推動文化產業成為新世紀我省的支柱產業和最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最終實現建設文化強省的戰略目標。圍繞這一目標，我們要應用新的理論和借助新的形式推動文化與其他資源結合，用豐富而有特質的文化內涵、文化知識和文化魅力成就山西的文化產業，推動山西先進生產力的發展，為我省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推動晉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是山西發展文化產業的現實要求。發展文化產業要有主體資源，在我省這個主體資源自然非晉文化莫屬。首先，晉文化有豐富的精神內涵和多彩的外在表現。在山西這塊土地上，蘊涵深厚文化內容的遺跡星羅棋布，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和感染力的景點貫穿南北，這是我省珍貴的歷史遺產，有重大的人文價值，同時又是稀缺資源，有巨大的經濟價值。這些文化遺產和財富作為我省得天獨厚的資源條件，都可以同其他資源配置，實實在在地介入經濟並形成新的產品和產業鏈，極大地促進我省的經濟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發展文化旅游。要從現代服務業和文化產業全新理念的角度審視山西旅游業，搞好總體規劃和設計。要突出山西是『華夏文明博覽園』的特色，重點吸引國際游客，從根本上提升旅游業。要根據晉文化資源的總體風格一致性、相關內容系列性、景點之間互補性的原則，對文化資源進行提煉和整合，充分挖掘其文化價值、文化底蘊、文化情趣，讓晉文化成為中國旅游消費和精神享受的『名牌欄目』。其次，晉文化有獨特的歷史貢獻和高雅的氣質。總結省內外的研究成果，晉文化可以概括為十大歷史貢獻，或者說十大亮點(為便于記憶，寫成順口溜)：

　　陶寺古城『華夏龍』，汾河灣里孕文明；

　　唐堯虞舜傳大禹，河東鹽池育生靈；

　　『桐葉封弟』唐叔虞，『五霸』、『七雄』晉文公；

　　百家爭鳴看法家，統一中國顯神通；

　　歷經漢晉南北朝，民族融合國家興；

　　隋唐五代『龍興地』，山西詩人有美名；

　　宋遼金元明和清，古建戲曲集大成；

　　以誠取信通天下，晉商票號堪稱雄；

　　自古晉地出廉吏，文臣武將多忠勇；

　　近代革命開新宇，三晉英烈建奇功。

　　以上十條，前兩條反映了晉文化對華夏文明起源的貢獻。三、四條反映了晉文化對封建國家形成的貢獻。五、六條反映了晉文化對民族融合的貢獻。七、八條反映了晉文化對中國優秀文化繼承創新的貢獻。九、十條反映了晉文化對中華民族勇于犧牲精神發揚光大的貢獻。這些璀璨奪目的文化亮點，是今天我們發展文化產業，特別是發展廣播影視、新聞出版、文藝創作、藝術表演等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資源。

　　四、要以與時俱進的精神和腳踏實地的態度研究晉文化

　　我們應以江澤民總書記『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刻認識晉文化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積極探索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創新發展、發揚光大晉文化的方法和途徑，推動晉文化在建設先進文化的大潮中創造新的輝煌。

　　歷史告訴我們，理論一旦結合了社會需要，就有強大的生命力。這給我們研究晉文化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視角，那就是根據新的實踐要求，創新發展晉文化理論。同時，任何文化發展都有賴于基礎研究，基礎研究搞好了，她的內涵就發掘出來了，她的本質特征就提煉出來了，她的地位就凸顯出來了。這也是我們研究晉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加強晉文化基礎理論研究，在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晉文化研究必須在繼承已有文化和知識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二是晉文化研究必須創造新的成果，文化的發展就是人類認識的不斷積累，是在舊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內容。晉文化研究應講求原創性，要在前人積累的精神財富上，增加原來沒有的財富；三是研究晉文化要經過自己的認真整理和深入思考，要從紛繁複雜的研究中找到合理的邏輯聯系，要形成自己的體系和框架。

　　同時，要在研究內容上繼續做好深化工作：一是繼續挖掘和提煉基本概念，在深入研究和溝通理解的基礎上，進一步准確把握晉文化的內涵和特征，搞清楚晉文化的核心問題；二是繼續廓清晉文化的發展脈絡以及晉文化不同歷史時期的基本情況，探索晉文化的發展規律，在晉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把握晉文化對山西發展的貢獻，把握晉文化在建設文化產業、發展山西先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三是加大晉文化學科建設力度，多角度進行研究，如從哲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文學、民族學、民俗學、建築學、美學、藝術等領域全方位研究晉文化，推動建立一個具有豐富內容的、擁有多個學科分支的晉文化研究體系；四是努力突出專家學者在研究晉文化、建設文化強省中的先導作用，並在引進和借助外力的同時，花大氣力培養自己的有權威的學科帶頭人，建立一支基本研究隊伍，盡快推出一批理論研究成果。(申維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