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道德倫理的光彩異常奪目。早在西元前八世紀至西元前五世紀的春秋時代，三晉人物就以其高卓行為顯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鼓舞了一代代華夏兒女獻身正義事業，對歷史發展和中華文明的創建做出了巨大貢獻。本文擬從四個方面闡述三晉文化在倫理道德方面的不朽建樹。

　　一、已諾必誠，恩怨分明

　　言而有信在中國古代是十分重要的道德原則。古代三晉人物在這方面有許多生動表現，可資後人學習借鑒。     

　　西元前37年，晉公子重耳在國外逃亡期間，受到楚成王的款待。及離楚時，楚王問重耳將怎樣報答。重耳說，如能回國執政，他日晉楚交兵時，晉軍可以『退避三舍』以為禮報。至前 632年，重耳執政四年，與楚戰于城濮(今山東鄄城西南)。晉軍面對楚帥子玉咄咄逼人的傾壓，主動後撤『三舍』，用實際行動表現了信義，並以此種先禮後兵的姿態激發晉軍士氣，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西元前07年，奢侈而殘暴的晉靈公設宴召晉大夫趙盾赴飲，卻埋伏甲士准備殺害這個多次諫諍、規戒國君的直臣。在殺機四伏的危險關頭，王宮衛士靈輒挺身而出，掩護趙盾安全撤出，自己卻被殺死。原來，靈輒此前曾在飢凍欲死時受過趙盾的救濟，並對趙盾與靈公的人品有深刻了解，所以，他的冒死相救並不是簡單地報答『一飯之恩』，而是在舍己救人的同時，實踐了抗惡扶善的高尚精神。     

　　西元前97年，晉國司寇屠岸賈名義上追查暴君靈公被殺的主謀，實際上是借故陷害忠直之臣。趙盾之孫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等皆被滅族。趙朔妻為晉成公之姊，走匿王宮而生子。屠岸賈聞訊，追殺甚急，大夫韓厥因曾允諾趙朔『不絕趙嗣』，乃與趙朔門客公孫杵臼及杵臼之友程嬰合謀營救趙氏孤兒。先由公孫負他人嬰兒逃匿，後使程嬰告發，公孫杵臼與假孤兒同時被害，程嬰卻攜真孤兒藏于山中，由韓厥照應。至晉景公時，孤兒已成人，曰趙武。景公為趙氏徹底平反，趙武得以繼承家業，成為趙氏的複興之主。這樁歷史公案，如果從道德與政治之關系的角度回觀，應該看到它所揭示的歷史規律：暴政往往同暴君的惡德聯姻，而惡德惡行與權力的結合必然滋生暴政。既然惡德要借助權力才能肆其淫虐，則人們對抗邪惡的斗爭也總要同反抗暴政同時進行，而且勢必付出沉重代價。然而，正是這種代價成就了崇高的道德和獨立的人格，鼓舞人們為捍衛人性與真理而進行不懈斗爭。

　　二、事君報國，忠于職守     

　　在古代，忠君與愛國是聯系在一起的，而忠于職守，必要時以身殉職，即是忠君愛國的表現，古代許多直臣、英烈、愛國志士、民族英雄，都是在這面旗幟下鑄就了生命的輝煌。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十二年》)就闡明了這一道德原則。     

　　西元前 709年，晉國內部以武力爭奪權力，曲沃武公伐翼，逐晉哀侯于汾隅，並俘獲了哀候的大夫欒成。武公召降欒成，說是只要他投降，可以封他為上卿。但欒成卻說，君、父、師是人的根本，必須始終如一為之效勞，『報生以死，報賜以力』是做人的原則，不『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左傳·桓公三年》、《國語·晉語一》)遂與哀公一同赴死，十分壯烈。     

　　西元前 597年，晉楚戰于(必阜)(今河南武涉東南)，晉敗，知缶被俘。至前 588年，晉楚交換戰俘時，楚王問知缶如何報答釋放之恩，知缶說，交換戰俘是按照兩國達成的協定進行的，不牽涉個人私情，無所謂報恩不報恩。在楚王一再逼問之下，他表示，如果回國後國君不治他被俘之罪，仍用他為將，他就會在戰場上竭力效死，與楚軍作戰，這使楚王深為震驚，感嘆『晉未可與爭鋒』。(《左傳·成公三年》)     

　　西元前 589年，齊晉戰于鞍(今山東濟南一帶)，晉軍主帥(谷阜)克在戰車上受了箭傷，血從上身一直流到鞋里，仍然擂鼓不絕，指揮進攻。給他御車的解張也受了重傷，箭從手掌直貫到肘部，但他折斷箭矢，繼續駕車。     

　　欒書、知缶、(谷阜)克、解張等晉國軍人，或在戰敗後守節不移，維護了人格和國家的尊嚴；或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不怕犧牲，拼死戰斗，為後人造就一個個道德楷模。

　　三、樂從良善，敦崇清正     

　　嫉惡如仇與小善必採是相反而又相成的道德修養。只要是善，不論著于何人，都應該肯定。這種服從真理的精神和坦蕩耿介的胸襟在三晉兒女身上多有體現。     

　　前述齊晉鞍之戰中，齊軍潰敗，齊將逢醜父扮作齊侯，騙過晉軍，使齊侯逃脫，自己卻被晉軍俘獲。當晉人審問『齊侯』時，發現受騙，就要把逢醜父處死。逢即喊冤，說他是古今第一個代國君受難的忠臣，為什麼要受到不公正待遇？晉國的將軍們也承認他確有忠義之心，就將他赦免了。這充分表現了晉人道德至上的觀念。     

　　西元前 594年，秦桓公伐晉，秦將杜回在輔氏(今陝西大荔縣)與晉將軍魏顆遭遇。杜回本有軍事優勢，卻在戰斗中落馬被俘，其原因，在《左傳·宣公十五年》的記載中頗有一段曲折。原來，魏顆之父死前留下了處置其遺妾女父的秘令：先說遣嫁，後又說殉葬。魏顆未遵殉葬之囑而遣女父改嫁，並解釋說，言遣嫁時，其父尚在清醒；改命殉葬時，則病勢沉重，頭腦昏昏，不知所言。魏顆與杜回交戰時，已死後作鬼的女父為了報答魏顆救命之思，就用草繩絆倒杜回的戰馬，是即所謂『結草』之報。此事被史家蒙上的神鬼迷信和善惡相報的迷霧，自然不足評說，但是，就魏顆的行事而言，他的選擇分明表現了人道和從善的精神，當然會受到史家的好評和後人的敬重。

　　西元前 582年，晉景公詢問楚國俘虜鐘儀，問他先世的職分、楚王的表現等。鐘儀說，祖上是樂官，自己本背祖業，一心操琴，接著就為晉侯演奏了南方樂曲。說到國君，他不敢妄加評議，只說國君原先做太子時就朝夕請教于師保、嬰齊和側，十分虛心好學。晉大夫範文子為晉侯分析鐘儀的言行，說他頗有『君子』之風：第一，銘記祖上的職分，不忘根本；第二，演奏本國樂曲，不忘故舊；第三，稱贊楚王的為人，真心敬愛國君；第四，他在外君(晉景公)面前提到本國大夫嬰齊和側時，直呼其名，表現了對晉侯的尊敬。總之，這些表現符合仁、信、忠等道德原則，可見此人能擔當大任。晉侯即聽從範文子的建議，將鐘儀釋放，向楚王傳遞了和平結盟的資訊。(《左傳·成公九年》)顯然，此事的處理具有濃厚的道德色彩，充分體現了三晉先賢在軍事、政治決策時看重道德因素的明智態度。

　　四、輕利重義，無私無畏     

　　魯迅先生歌頌古代賢俊的崇高德行時說：『有埋頭苦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讚美他們是『中國的脊梁』。在古代諸多『脊梁』式的人物中，應該有介之推、祁奚、魏絳等三晉人物的一席之地。     

　　晉文公(重耳)在外流亡達19年，介之推是其隨從者之一。但是，西元前 636年重耳回國執政後獎賞功臣時，卻遺漏了介之推。介之推不願張揚此事，以免晉文公難堪，就與其母同隱于綿山上而死。這種重德義、輕利祿的人生態度感動了晉文公，也感動了萬千後人，寒食節的紀念已經說明了人民群眾的道德評判。     

　　祁奚是晉悼公時的中軍尉，西元前 570年因年老告退。晉侯問可繼之人，他首薦解狐，解未立而卒，又舉祁午。而解狐與祁奚有仇，祁午又是祁奚的兒子，時人評論祁奚的薦賢，說他一不以私仇堵塞才路，二不因親子避諱人言，完全以國家利益為重。這種亮節高風，理當受人敬重。     

　　就在祁奚薦賢這一年，晉國還有件執法不避權要的感人之事。晉悼公的弟弟楊幹擾亂軍行，擔任司馬的魏絳就殺了他的駕車人以為懲戒，悼公覺得自己受侮，要殺魏絳。魏絳則說，軍人守紀叫做『武』，寧死不違紀叫做『敬』。他自己的部下有不武不敬之行，其罪甚大，故准備自殺償責。晉侯甚覺慚愧，馬上承認自己有私情，確認魏絳執法嚴明，不避權責，是一種難得的美德。     

　　盡管三晉先賢的德行屬于封建道德範疇，但卻對成就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