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心態和性格中具有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與山西獨特的地理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讓我們從地理學的角度追根溯源，探尋山西人性格形成的軌跡吧。

　　『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

　　清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與筆者同樣是江南人氏的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第39卷中，對山西險要的山川地理形勢有精彩的描述。他說山西東有太行山為之屏障，西則黃河為之襟帶，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南則……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為門戶。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

　　山西境內確實關隘棋布，嶺渡星羅，進可攻，退可守，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東南廣闊平原，山西成為由北部邊疆地區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經之路，故歷史上凡是在開封、洛陽、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視山西為其政權的天然屏障，無一例外派重兵駐守。故此，有利時走出大山，外向謀求發展，不利時退守雄關險隘，以求自保，進退有據，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

　　春秋時，晉國以山西為基地向四周擴展而成霸業，隋末李淵李世民父子從太原起兵直取長安而建立大唐，北齊高歡、後唐李存勖、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皆從太原起家而建立起割據的小朝廷。

　　宋初，太祖趙匡胤及其弟太宗趙光義數次御駕親征，幾經周折，才掃平了後漢地方割據政權，完成了國家統一。到了現代，閻錫山在向外發展、爭奪北洋政府領導權受挫後，退守山西。以『窄軌』和『村本政治』為標志，以軍權為基礎，以自辦工廠和礦山為依托，獨樹一幟，經濟上自給自足，政治上自成體系，思想上自我封閉，成為當時的『國中之國』，在民國軍閥中地位最牢，維持地方統治時間最長。

　　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兩重性的思維定勢

　　正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在獨特的地理環境下，逐步形成了山西人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這種兩重性的思維定勢。這不僅表現在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而且也表現在山西商人的心態上。

　　山西人歷來就有經商的天才，其外向開拓精神是外省人難于望其項背的。誠如喬志強先生在其主編的《山西通史》一書緒論中所言：『山西自古有經商和貿易的傳統。從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跡遍天下，戰國時代的段幹木就是太原豪商。到了漢代山西已與西方的古羅馬帝國有了貿易往來。自唐宋迄至明清，長城內外的商業大都有山西商人進行，明代晉商成為與安徽的徽商相匹敵的最大的兩個商幫，至清又大盛。清朝鹽的販賣幾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攬，而當時清政府的鹽稅收入占全國稅收的一半。』喬先生還提到，『山西的票號自清中葉之後執中國金融之牛耳。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在道光初誕生在山西晉中，自那以後，山西票號終于「匯通天下」』。

　　中國歷來為人們所注目的是宦海仕途，而清代山西的民情風尚卻是重商輕官。』這就是說，山西商人豁達開放的心態影響乃至重塑了山西人的社會心態，可見其改造社會力量之巨，也說明了山西人是何等的大氣，其思想認識具有超前性，已有了商業社會的萌芽。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的時期，內憂外患不斷，在頗為惡劣的社會環境里，晉商能在經濟和金融兩個領域執中國之牛耳，保持事業輝煌近五百年，可見其膽識、魄力、戰略頭腦等外向開拓精神是何等值得稱道。與此同時，晉商又把內務，用現代商業術語來說就是內部的經營管理處理得井然有序，職責分明，可見他們性格中還有細致精明的一面，充分顯示了山西人性格的兩重性。

　　濃得化不開的戀鄉情緒

　　從社會心理學作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晉商內心深處仍受地理環境所形成的社會心態的局限，當然還有中國傳統文化形態的羈絆，那就是『葉落歸根』、『衣錦還鄉』。盡管他們闖蕩天下，流寓四方，甚至把經商的觸角延伸到國外，『外邊的世界很精彩』，但他們終究還是把外邊當做過路的驛站，戀鄉情緒濃得化不開，『根』必須留在故鄉，經營的總部仍設在平遙、太谷、祁縣、榆次諸縣不起眼的街道上，宅院則建在原籍的土地上。

　　于是就有了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這些神秘而令人產生訪幽探微興趣的大院形成了中國北方民居首屈一指的『大院文化』。隨便到哪座大院走走，一定重簷疊院，氣勢宏大，頗有『一入侯門深如海』的感覺，比較起來北京胡同里死板的四合院顯得過于淺顯，江南靈秀的園林則顯得過于局促，它也有異于筆者曾觀光過的歐洲中世紀城堡，大院的建築布局則更為深沉。但以山西商人為主修建的大院畢竟是封閉型的，它悄無聲息地暴露了山西商人心靈深處內斂自守的隱秘!總之，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里，歷史上的山西人奮起抗爭，幾多盛衰榮辱，幾番跌宕起伏，在這片黃土地上演出了無數或威武雄壯或慷慨悲歌的悲喜劇。(雲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