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就是大院，可一旦成為文化的載體，他就像一個飽經風霜的神秘老人，孩子從他身上尋找慈祥，學者從他身上尋找歷史，詩人從他身上尋找靈感，商人從他身上尋找智慧。英國人有句俗語『說不盡的莎士比亞』，我們可不可以說『說不盡的大院文化』呢？

　　張藝謀看到的和余秋雨想到的

　　在晉商大院中，出名最早的是喬家大院。有人說，喬家大院是因為《大紅燈籠高高挂》而出的名。確實，1991年張藝謀攜鞏俐等，在喬家大院一住便是好幾個月，拍出了《大紅燈籠高高挂》這一名噪中外的獲獎影片，喬家大院也開始名揚天下。1987年是喬家大院開放的第一個年頭，接待游客3萬余人；從1991年開始，喬家大院的游客猛增。從1991年到2000年的10年中，喬家大院平均每年接待游客10萬余人。

　　不錯，喬家大院沾了《大紅燈籠高高挂》的『光』。但在張導眼里，喬家大院絕對是一口資源豐富的文化『老井』。試想，張導從南走到北，從東走到西，惟獨進了喬家大院他停住了腳步。吸引他的不只是那深宅大院，也不只是那古樸的建築和精細的雕刻，而是彌漫在大院上空濃重的封建莊園文化氣息，這種文化氣息從深暗的走廊、華麗的房簷、寬厚的門洞、高蹺屋脊滲透出來，揮之不去，用之不竭。這不正是《大紅燈籠高高挂》所追求的意境嗎？他是在用百年豪宅演繹大紅的燈籠，也是在用大紅燈籠照亮這百年的豪門。由此看來，與其說《大紅燈籠高高挂》唱紅了喬家大院，莫若說喬家大院成就了《大紅燈籠高高挂》。繼喬家大院之後，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常家莊園相繼露臉，唱響了晉中晉商大院文化，並以其自身的魅力吸引著各地的游客、學者。

　　與張藝謀不同，著名學者余秋雨走進晉商大院的時候，感情是複雜的，思想是跳躍的。他在《抱愧山西》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里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然而，依舊是華麗的房簷，寬厚的門洞，余秋雨在感嘆晉商輝煌的同時，更多的是在思考山西衰落的滄桑經歷。余秋雨關注更多的是今天的山西人，今天這些大院腳下的人們。他寫道：『喬家大院吸引著很多現代游客，人們來參觀建築，更是來領略這種逝去已遠的人生風採。喬家的後人海內外多有散落，他們，是否對前輩的風採也有點陌生了呢？』這里，余秋雨先生的感覺是極為准確的。喬家大院牆外的人們，或者是其他大院牆外的人們，他們除了看到前輩的輝煌之外，更多的是『在巨商的腳下做著最小的買賣』。

　　寫晉商的文章海了，但是有哪一篇能超過《抱愧山西》呢？余秋雨先生只不過來山西轉了一圈，就寫出了如此令人稱絕的文章。也許是他不在『此山中』的緣故，也許是他站在人類文明的長河中追古撫今，一感三嘆的風格和氣度折服了讀者。在余秋雨的筆下，晉商那些古宅大院就是一首首詩歌，就是一幅幅歷史的畫卷，就是一幕幕戲劇。

　　晉人眼中的晉商文化

　　省社科院院長、著名攝影家張成德先生從1996年就開始組織一些攝影愛好者拍攝晉中大院。他主編的《晉商城宅》曾獲國家圖書獎。他對大院很了解，也很有感情。他對記者說：『山西票號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商業、貿易、經濟的發展。晉中在最輝煌的時候曾有「金太谷、銀祁縣、銅平遙」的說法，這幾個縣的銀莊票號可以說掌握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命脈。』此外，他還認為大院是這些商人受傳統觀念影響的產物。大院的主人覺得錢是流動的，是不穩定的，要想真正造福子孫就必須買地建院。那麼，是不是正是這種觀念，沒有把山西帶向近現代的輝煌呢？

　　山西大學文學院王春林教授認為，『大院文化是晉商文化的一種具體表現，從大院中可以了解到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輝煌，感覺到山西經濟發展的一個奇跡。晉商文化的出現從另一個角度講可以說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悄然改寫。學而優則仕變為學而優則商，表達了晉商文化的精神。而大院文化正是晉商文化精神的外在標志。因此，大院文化有著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活化石」。』王教授的話題太大，這里不可能展開論述。我們要問的是，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悄然改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晉商之後的山西人呢？

　　著名女作家蔣韻的見解頗為獨到，她在給記者發來的Email上說：『目前的「大院熱」，是建立在「旅游熱」的基礎之上，對它的詮釋，往往是旅游化的詮釋，甚至，庸俗化地穿鑿附會，不夠嚴謹和嚴肅。建築是研究一個時代文化生活最好的標本，它的價值就在于它無可更改的真實性。「大院」是山西的瑰寶，我覺得，在強調它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同時，更要真正的愛護它，認真地研究它，解釋它，尊重它。對歷史，也要像對自然一樣，有敬畏之心。』

　　生活在大院牆角下的普通百姓

　　晉商文化給世人一個重新認識山西的視窗，對于生活在大院周圍的人們來說，晉商文化足以讓他們引以自豪。晉商大院周圍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談及晉商的傳奇故事，幾乎人人都能說一串串。他們知道喬家白手起家，一點一點積累的艱難，他們知道常家『兩頭在外，借雞下蛋』的智慧，他們知道王家抓住機遇，迅速發跡的輝煌，他們知道日升昌票號敢為天下先的魄力，可是他們卻只願意在大院周圍守著前人的輝煌做些小生意。記者採訪了一位在喬家大院附近擺小攤的中年人，他也姓喬。記者問他為什麼不出去時。他說：『我也曾經出去做過生意，也稍掙了點錢，可是時間長了年紀大了就想回家了。在這里做生意投資少，風險小，又可以守著老婆和孩子，現在真的是不大願意出門了。』據了解，喬家堡現在出去賺錢的農民相當少，大部分都抱有老喬這樣的心理。一項解放初期的調查資料說，那時候60%的祁縣人都是在外的買賣人。

　　喬家民俗博物館助理館長劉立本說：『大院給當地人帶來最直接的就是經濟效益。喬家大院2002年的門票收入是930萬元，如果2003年沒有非典影響的話，突破1200萬元是沒有問題的。大院成了當地人的「金飯碗」，直接解決就業人員200多人，喬家大院周圍做生意發旅游財的也不下百戶。』喬家堡農民賈萬智告訴記者，在大院沒有開發以前，村里的街都是土街泥路，現在水泥路整整齊齊的。因為喬家大院旅游收入頗豐，村里還給農民實行了減免農業稅、免費用自來水等優惠政策，喬家堡農民實實在在是享受到了。(作者：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