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是中國古老文明的重要構成部分，它不僅誕生了博大恢弘的孔孟儒學，而且孕育了絢麗奪目的兵學文化，湧現出了姜太公、管仲、司馬穰苴、孫武、吳起、孫臏等眾多著名的兵家。宋代官修《武經七書》，作為兵家的必讀經典，其中《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等四部兵書的作者，都出自齊魯大地。這充分說明兵家文化是齊魯文化中的一朵艷麗奇葩，同時也是齊魯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獨具的魅力和風採。齊魯兵家的基本特征，要者有五。
其一，愛好和平。戰爭與和平是一對既對立又統一的政治範疇。向往和平，反對戰爭，是人們共同的願望。盡管齊魯兵家都以兵學立身，但他們無一不反對戰爭。姜太公主張文伐，即用非軍事手段打擊敵人。《六韜·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文伐手段，相對殘酷的武力爭斗來講，文伐顯然是一種和平的斗爭方式。
齊桓公時，在管仲的佐助下，首霸諸侯，管仲清醒地意識到和平是社會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他主張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他說：『貧民傷財，莫大于兵，危國憂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強調戰爭是危國憂主之患。
司馬穰苴認為，戰爭是為了保家衛國，除暴安良，並不是為了侵略他國，炫耀武力。即使是攻進『不義』之國，也要布施『仁政』，『入罪人之地，無暴聖祗，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屬，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這種對敵國的『仁政』，表明戰爭只是懲治『罪人』，並不能傷害人民。
在孫武的軍事思想中，和平思想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強調『全勝』，即不戰而屈人之兵。在諸國對立的情況下，形勢可以由『不戰』向『戰』轉化，也可以由『戰』向『不戰』轉化，孫武強調：『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這就體現了由戰向不戰的轉化。盡量用『伐謀』、『伐交』來解決問題。『伐謀』、『伐交』相對『伐兵』而言，實際上就是和平思想的具體體現。
孫臏強烈地反對戰爭，他說：『夫樂兵者亡，而利勝者辱。並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孫臏認為，舉義兵是為了禁止爭奪。由于各國的侵略爭奪，危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要『舉兵繩之』，用戰爭來制止戰爭。如果戰爭的目的不是出于對百姓利益的考慮，戰爭就會失敗，所謂『窮兵者亡』就是這個道理。
反對戰爭，爭取和平，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普遍願望。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莊子也主張：『見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但是，諸子大多用說教來勸止戰爭，這在大國爭霸時期是不可能實現的，也無法解決歷史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統一問題，因而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齊魯兵家主張用正義戰爭來制止不義的戰爭，實踐証明是有效的，同時也豐富了這一時期的和平思想。
其二，人本特征。中國文化在整體上呈現一種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格外強調人的意義。齊魯兵家從『重人』的角度出發，無不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和實踐，宣揚人的主體意識。
姜太公的人本思想，表現在反對卜筮迷信，相信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武王伐紂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見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王充在《論衡》中記述此事說：『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姜太公的這一舉動，在天命思想和占卜迷信支配政治、軍事生活的商末周初，實在稱得上是驚世駭俗之舉。在姜太公看來，戰爭的勝負取決于人事，這充分表現出他對人的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
春秋時期，隨著社會動蕩的加劇和兼並戰爭的激烈，天命觀逐漸沒落，普通民眾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漸提高，民本觀念較西周時期賦予了新的內容，民心向背與政治成敗的關系已被人們廣泛認同，這種民本思想對軍事思想領域了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師克在和不在眾』（見《左傳·桓公十一年》），對民眾在戰爭中的作用給予了很大的重視。《管子·霸言》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以人為本，首先要愛民，《管子·牧民》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順民心，才能發揮人民的積極性。管仲的人本思想還表現在對人的教化和管理上，《管子·權修》曰：『一年之計，莫若樹谷；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因此教化百姓，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在孫子的兵學思想中，對『人』的認識更加深刻。孫武論兵，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的思想。他在《用間》篇中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謀攻》篇說：『上下同欲者勝。』《行軍》篇說：『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都強調人在戰爭中的作用。
戰國時期，各國普遍建立了常備軍制，兵員數量大大增加，精選將領和訓練士卒成為形勢的迫切要求，對人在戰爭中的作用的認識進一步提高。孫臏更進一步提出了『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的思想，就是要訓練出精兵強將，以提高軍隊的戰斗力。孫臏把人在戰爭中的作用放在第一位，認為人的作用可以超越天時和地利，這種唯物的思想無疑是進步的。為了達到精兵強將的目的，他提出了『兵之勝在于篡卒。』即通過嚴格挑選，組建一支高素質的軍隊。《孫臏兵法》中的《篡卒》篇和《行篡》篇，專門論述如何精選士兵，充分體現了重視人才，以人為本的治軍思想。
其三，多元文化性。齊魯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齊魯兵家文化的發展歷程，實際上就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互融過程，在齊魯兵家文化的再組合過程中，一方面對外來文化表現出頑強的抵抗力，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
姜太公就國後，出現了『不臣天子，不友諸侯』的狂#、華士以及『以仁禮亂國』的營蕩，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對抗姜太公，這實際上是東夷文化對西來的中原文化的對抗。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後，同樣也發生了徐戎、淮夷的反叛，魯煬公時也曾征伐東夷，這實際上是奄商與周的對抗。
在齊魯地區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撞擊的同時，也逐漸吸收和融進了外來文化，在兵家文化的發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姜太公將周代的司馬法帶到齊國，『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複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見《李衛公問對》卷上）孫武至吳後，一方面將中原兵學帶到吳地，同時也吸收了吳越地區的兵學理論。吳、越沒有『以仁為束，以禮為固』的思想影響，用兵時大量採用設伏誘敵、突然襲擊等詭詐戰術，頗有點道家和陰陽術數的特點，這必然給孫武以十分深刻的影響。孫武與楚國軍事家伍子胥相善，兩人又同時受命為將，兩人之間切磋兵學理論，相互取長補短是十分自然的事。孫武在廣泛參與吳國的軍事行動的過程中，必然受到南方軍事文化的影響。《孫子兵法》中公開宣揚『兵者詭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孫武吸納南方軍事文化的結果。
稷下學宮相容包並了當時儒、墨、道、法、兵、陰陽、名、縱橫等諸家學派，號稱『百家』，而在學宮游學或講學的稷下大師有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環淵、孟子、魯仲連、田巴、荀子等諸子，並稱『諸子百家』。他們自由辯論，相互攻詰，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互補和相容現象。在稷下學者的辯論內容中，也不乏精闢的兵學理論，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人物今已不可詳考。但《司馬兵法》、《子晚子》以及《管子》中的《兵法》、《七法》、《地圖》、《參患》、《制分》等言兵著作，當為稷下兵家所作。在稷下『最為老師』的荀子，也有《議兵》之作。稷下兵家雖很少是馳騁疆場的軍事將領，但他們對兵學的探討，無疑豐富了齊魯兵學的內容。
其四，務實特征。齊魯兵家無不以追求事業成功為己任，而他們事業成功的歷程，也就是務實、拼博的人生經歷。齊魯兵家務實，首先表現在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使自然條件為我所用。《孫子兵法》有《地形篇》，通過『地有六形』和『兵有六敗』的論述，來揭示自然地理在戰爭勝負中的作用。孫子將自然地形看作是『兵之助也』。如果不善于利用地形，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兵家。《孫子兵法》中還有《九地篇》，從軍事地理學角度，來論述戰略進攻中實施突襲的若幹問題。在戰爭中，重視地點的選擇，實際上就是注重對自然條件的利用。《孫臏兵法》則有《地葆篇》，葆，通寶，將行軍作戰中的有利地形視為寶。
齊魯兵家的務實特征，還表現在因民俗上。民俗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非一朝一夕所形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變。姜太公就國後，面對以東萊為代表的抵抗勢力，他沒有強制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而是採取了『因其俗，簡其禮』的方針，充分尊重當地的民風民俗，從而贏得了東夷人的擁護。管仲相齊時，根據齊人好技巧、以致富相竟的風俗，『通貨集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這種『與俗同好惡』的政策，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甚至可以說齊桓公的霸業與管仲『與俗同好惡』的務實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貴勢』是齊魯兵家務實的又一表現。所謂『貴勢』即機動靈活，隨勢而動。《管子》中有《形勢》、《形勢解》、《勢》三篇來論述管仲對『勢』見解。管子認為，凡事順勢則成，逆勢則敗。《孫子兵法》中多次提到『勢』，如『計利已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再如『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是指孫臏能根據不同的敵情、地形、氣候、陣法等各方面的條件，機動靈活，創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敵的形勢。由此可知，遵天時，就地利，因民俗，順形勢，構造了齊魯兵家的務實特征。
其五，辯証思維特色。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証法思想起源于西周，到春秋時期，樸素辯証法有了長足的發展。如老子提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合，前後相隨』。對事物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辯証關系的認識十分精闢。人們的這種對事物的辯証認識，自然而然地會滲透到兵學理論當中。孫武在以辯証法觀點去分析、總結戰爭規律時，『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對立範疇：敵我、主客、彼己、陰陽、動靜、進退、攻守、強弱、速久、勝負、奇正、虛實、勇怯、避就、專分、治亂、利害、優劣、安危、險易、廣狹、遠近、眾寡、勞逸、迂直、內外、卑驕、生死等等。這些對立範疇，無一不是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見姜國柱《〈周易〉與兵法》，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孫武運用辯証法的觀點去分析戰爭，大大豐富了兵學的內容。
司馬穰苴的『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見《司馬法·仁本》）也是以辯証的觀點來認識戰爭。殺殘暴的人是為了保護、安定善良的人，出兵他國，又要愛護他國的百姓，發動戰爭是為了制止戰爭。司馬穰苴還認為進軍要有『節制』，他說：『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這都含有辯証的色彩。孫臏軍事思想中，辯証思維特色更加濃厚。在《孫臏兵法·積疏》中主要闡述了積疏、盈虛、徑行、疾徐、眾寡、佚勞六對矛盾的相互關系，它們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轉化，誰善于掌握它，誰就能在戰爭中處于主動，取得戰爭的勝利。 （仝晰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