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遠古時代，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地區就確立了堂室、欄廄、宅院為結構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稱作『五畝之宅』。數千年來，以家庭副業、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內容的庭院經濟在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占有相當大的成份。 

　　山東地區庭院經濟的開發始于齊魯立國，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國思想中都有發展庭院經濟的主張，反映著鮮明的庭院創收的富民意識。 

　　管子認為，『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葷菜具備，國之富也』，『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很顯然，管仲已把庭院經濟納入他治齊的經濟政策之中。 

　　孟子把庭院經濟納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構畫了一個田宅、農桑、禽畜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小農家庭經濟藍圖：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孟子不像孔子那樣不關心耕稼園圃。孟母三遷的故事，說明孟子特別留意四鄰的生業。東鄰殺豬，也要問個為什麼。孟母失口說了個『啖汝』，只好當真從東鄰買肉以明不欺。再聯系孟母斷織的故事，這買肉的錢應為紡織所得。所以，上述主張來自孟子對鄒魯庭院經濟的經驗，帶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質。 

　　墨子沒有孔孟那麼多的人道、倫理情感，他對整個社會的批判都從尊重私有財產出發，以勞動者外在的物質功利為價值取向。從『入人園圃，竊其桃李』，『攘人犬豕雞豚』，到『入人欄廄，取人馬牛』；從『小為非』到『大為非』，通過非道德數值的遞加、積累，來論証自己的思想主張。可以說，墨子是第一個闡明齊魯人庭院保護意識的思想家。 

　　魏晉時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斂財富的潮流，領導這場新潮流的是山東琅邪(今臨沂)人王戎。 王戎身為朝廷三公，其聚斂財富的方式，一不貪污受賄，二不盤剝吏民，而是以山東庭院經濟的方式經營田園。他親執牙籌，晝夜忙碌，雖失三公身分，卻顯示了山東人勞動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除農業知識外，詳細記載了樹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飼養醫治，農業副產品的加工等，可以說是庭院經濟的總結和指導性著作。其體例和創意來自山東人獨特的經濟眼光。 

　　北齊琅邪人顏之推還把庭院富家的經驗作為家訓告誡子孫，『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能守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築室村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琅邪顏氏以文學傳家，卻以樹藝木果，飼養六畜為治家守業之本，顯然是來之于山東庭院富家的傳統。 

　　司馬遷講，鄒魯『頗有桑麻之業』。『齊魯千畝桑麻』，『與千戶侯等』。 

　　桑麻滋養出無與倫比的齊魯『女工』。姜太公到齊，即『勸其女工之業』。到春秋時，齊地女工率先使用鐵制的刀針。《管子·海王》載：『一女必有一刀一針』。《論衡·程材》講：『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當時，齊地制做的精美絲織品有『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冠帶衣履天下』。到漢代，臨淄、定陶、亢父(今濟寧)成為絲織業的三大中心。唐代詩人杜甫『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的詩句，足以反映齊魯家庭紡織業的領先地位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除桑麻外，齊魯庭院內外的經濟樹種還有漆樹。孔子弟子有漆 # 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國蒙(今山東曹縣南)人莊子做過漆園小吏。《漢書·地理志》講，兗州『厥貢漆絲』。說明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已有漆樹、漆園，漢代兗州的漆產量、質量已很可觀，並成為朝廷貢品。 

　　現代常見的樹類，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齊魯宅院。《詩·齊風·東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詩句。榆樹春生榆莢，可良用救荒。《齊民要術》稱『能種(榆)千頃，歲收千匹』。古人稱槐樹為三宮槐或守宮槐。北宋莘縣人王某親植三株槐樹于庭院，說：『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時拜相，成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東仍多柳、榆、槐等樹，各地還有以此命名的村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