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齊魯文化形成發展並從地域文化上升為主流文化所走過的路程，也正是中國文化的形成期。諸子百家思想相通互補互為關聯的諸多因素，規定了齊魯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體精神，由儒家文化倫理政治類型所決定，齊魯文化在總體上呈現一種以人生和人心為觀照的特點；很早就上升為主流文化的獨特機遇，使得齊魯文化的主體精神與我們整個民族的民族精神有很多相通重疊處；構成齊魯文化主體的儒、道、墨、法等諸家人生價值觀念及特定思維方式，共同作用于民族的社會心理及價值觀念，形成中國特定的傳統社會心理與價值觀念，凝成傳統理想人格。

    齊魯文化形成發展並從地域文化上升為主流文化所走過的路程，也正是中國文化的形成期。儒、道、墨、法並行的格局，構成了中國文化的主體內容和核心，而在其後中國文化的發展期則是主流文化融匯佛教的精義，形成儒、道、法、佛並行的格局。其中，由齊魯文化所孕育的儒家思想始終居于主導地位，起著居中制衡作用。由這樣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形態。諸子各家思想相通互補互為關聯的諸多因素，規定了齊魯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體精神，在上升為主流文化後也就規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及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涵，構成中華民族共同的理想人格和社會心理、價值觀念，形成傳統社會共同的思維定勢，而齊魯文化精神凸顯『仁』、『禮』的鮮明特色，則使中國文化定位于倫理政治類型，在總體上呈現一種人文主義精神。

    一、齊魯文化基本特征的反思

    由儒家文化倫理政治類型所決定，齊魯文化在總體上呈現一種以人生和人心為觀照的特點，具體表現為人本主義、強烈的政治意識、重道輕器、崇尚傳統、重視群體關系的和諧調適等幾個不同方面。

    首先，齊魯文化表現為人本主義的特征。無論是儒、法兩家重人道、輕天道，還是道、墨兩家重天道輕人道，各家思想中，人都處于思考的中心位置，天、地、人並為三才，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儒家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把人事歸依于『天道』的同時，又把人的倫常情感貫注于『天道』，使『天』變成理性和道德的化身，實際是把『天』還原為人，在強調天人之間的統一性與合理性時，是以『人』統『天』的，『天道』實乃『人道』的投影。由重『人』出發，各家無不重視道德的修養與實踐，高揚了人的主體意識，雖然關于『道德』的內涵各有不同。儒家的崇仁尚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墨家的兼愛貴義，道家的修道積德、明心見性，皆以人的道德修養及實踐為第一要義，即如齊法家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其實也是一種約束人心的倫理規範。這一切都表明，在齊魯思想文化中，『人道』最終壓倒『神道』，體現了人本主義特征。

    其次，齊魯文化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儒、墨、道、法各家思想，自開創伊始，即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所謂『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淮南子·要略》，其倫理學說、人生價值諸問題的提出與展開，以調整人間秩序為指歸，目的皆在于論『政』。儒家自孔子提出德政理想，『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把『仁』引進政治中，『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論語·顏淵》，仁、德之政一直就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目標和追求。儒家『三綱』、『八目』的修養論，其旨即在以『內聖』致『外王』，實現社會的『大同』理想；稷下黃老對『天道』的探索，指向無為而無無不為的政治理想；墨家的兼愛學說主張『兼以易別』，提倡『兼相愛，交相利』，『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與物質利益緊相聯系的『兼愛』思想既是倫理規範，同時又是政治原則，『兼相愛』旨在『交相利』，統治者治民應示民以利，『仁人之事，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樂上》。

    再次，齊魯思想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重道輕器的特征。對待主客體關系，重視主體道德修養，相對忽視對客體的探求與改造，儒家把個體道德修養視為人生第一要義，主張通過內在超越實現人生價值的目標；在義利關系上，則表現為重義輕利，必要時舍生取義，這主要是由儒家思想所決定的，作為儒家思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它必然會反映到齊魯乃至中國文化的特征之中；對待社會與自然的關系，重社會，輕自然。各派思想家的眼光專注于倫理政治問題，始終以社會歷史的治亂興衰為主題，從而把人們的思維重心及實踐活動限定在社會歷史領域。唯一不同的是墨家，墨子被認為在古代自然科學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然而他的自然科學研究也是基于『為天下興利除害』積極救世精神之下的，況且墨學亦在漢代中絕。

    第四，齊魯文化呈現一種崇尚傳統的特征。這主要表現為先王觀念及祖先崇拜。儒、墨、道、法各派皆托先王以自重其說，借先王以推行其政治理想，其中又以儒家的先王崇拜觀念最典型、最完善，對後世影響最大，宗法社會本所固有的尊祖敬宗皆是以宗法社會的尚古心理為內在依據的，經過齊魯文化圈內思想家們的理論強化，遂成為中國文化重要特征。與崇古相聯系的是『重老』、『敬老』，這也是宗法倫理的基本精神所要求的，儒家對這一點特別強調，視『孝』為『仁』之本，而孟子的仁政理想中對老人的衣帛、食肉都做了具體設想，『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要使『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 《孟子·梁惠王上》。

    第五，齊魯文化重視群體關系的和諧調適。齊魯文化圈的思想家皆把天、地、人看作統一的整體，他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天人合一』為最高境界。追求人與人的和諧，倡利他、利社會的群體精神，以行『仁』為最高境界。在社會整體秩序方面，則以『大一統』為最高境界。並據此提出了許多調適人際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的主張，最突出的如儒家『持中貴和』思想、推己及人之道、『正己正人，成人成物』思想等等，都是提倡個體以群體的價值為轉移，通過道德修養提升道德境界，自覺維護群體利益，融個體于群體之中。墨家則以『利天下為志』，突出強調利他、利群體的精神，排斥個人利己主義，要求人們嚴于律己，愛人、利人首先從自己做起，身體力行，如孟子所形容，『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

    總括齊魯文化的諸多特征，其人本主義特征把道德修養及實踐提到至上地位，高揚了人的主體意識，促成了中國人重修養、重情操的一面，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人們對自然科學的探索和研究；它所具有的強烈的政治意識，造就了後世積極求道士人的最高人生目標，即以仁德佐君王，鑄成了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獨特憂患意識，同時又由于它自覺的服務于封建專制制度，強化了專制王權的統治；崇尚傳統思想，客觀上保留了古代文化，利于繼承發揚傳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對人的創造性有所阻滯；注重整體觀念及群體關系的和諧調適，能夠起到增強民族向心力及凝聚力的積極作用，同時它又有某種貶低個體的作用和價值的傾向，抑制個體的欲望，個體消弭于群體之中，客觀上壓抑了個體個性的發展。可以說每個特征都有其兩面性，並非單純的優劣精粗可以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