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魯文化由周公制禮作樂導夫先路，與宗周禮樂文化一脈相承，並深受殷文化和東夷文化的影響。多元文化因數的融合，再加上魯國人七百余年的文化創造，使得魯文化呈現出一些鮮明的特點：有獨具的魯禮，強調尊尊而親親，崇尚禮制中的德治精神，有重文崇文的傾向，尊重文化傳統。
魯國是周朝的同姓諸侯國，也是整個周代最著名的禮樂之邦。春秋時期，就有『周禮盡在魯矣』的說法。魯文化基礎深厚，極富特色，大致說來，有三個來源：一是周文化，這是魯文化的主體、主流；二是殷文化，魯國有不少殷遺民，也有不少奄遺民，奄是殷商的附庸，殷遺民和奄遺民共同尊奉殷文化；三是東夷文化，東夷人是魯地的土著居民，世世代代生息繁衍，有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可以說，魯文化是融合了周文化、殷文化和東夷文化而成。融合即是創造。與上述三個來源相比，魯國人七百余年的文化創造才是最重要的。
一、魯文化的先驅——周公
魯國是周公的封國。魯國在周代各諸侯國中，地位非同一般，既在各諸侯國的位次排列順序（稱『班』或『周班』）上居于首位，《國語·魯語上》明確記載『魯之班長』，又享有其他諸侯國不敢奢望的特權：祭祀周公時可以用天子禮樂。周代禮樂有著嚴格的等級性規定，天子有天子之禮樂，諸侯有諸侯之禮樂，大夫有大夫之禮樂，決不可以僭越。魯國享有特權，可知魯國的確非同尋常，亦由此可知周公在魯國地位崇高，其對魯國社會和文化有著巨大影響。
周公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同母弟，名旦，魯國的始受封之君，也是周代傑出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和大軍事家。因為早先被封于周（今陝西岐山北），故稱周公。多才多藝，文武雙全。周公一生的主要功績集中在商周之際，在協助武王打天下和輔佐成王治天下兩方面均有著巨大的歷史性貢獻。
（1）協助武王克商，武王卒後攝政稱王
周公在文王時，即以仁、孝聞名，文王卒後，成為武王的最得力的助手。在滅商之中，周公『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做出了重要貢獻。滅商後第二年，武王病亡，周公擁立武王的長子誦即位，是為成王。這時，『小邦周』剛剛取代了『大邦殷』，立足未穩，內有權力的分配與爭奪，外有圖謀複闢的殷人勢力，而成王幼弱，周公乃毅然攝政當國，擔負起治國安邦的重任。
周公攝政，前後共計7年。這是周公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尚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周公攝政期間的歷史功績。
（2）三年東征，平定天下
周公攝政當年，『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剛剛把周人政權穩固了下來，東方就發生了武庚和『三監』的叛亂。周公沉著應對，親擁成王東征，第二年打敗了武庚和『三監』；第三年繼續東征，討伐參與叛亂的奄、徐、薄姑等，最終取得了平定叛亂的勝利，中原及東方完全納入了周朝的統治範圍。接著，周公又秉承武王遺志，在『天下之中』的伊洛盆地營建了成周洛邑，使之成為新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周朝遂名副其實地成為繼夏、商之後而興起的中國歷史上第三個統一王朝。
（3）分封諸侯
東征勝利後，天下一統，如何維護周人的天下長治久安？是擺在周初統治者面前的重大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周公再次表現了一個大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他汲取武庚和『三監』叛亂的慘痛教訓，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推行分封制，目的是『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即選用有明德之人，分封為諸侯，作為周朝的藩屏、侯衛。分封的物件主要是同姓親戚，也有部分異姓功臣和歷代聖王的後裔。無論同姓諸侯，還是異姓諸侯，與周天子都是君臣關系，共同尊奉周天子為天下的共主。分封制始自武王，由周公完善、發展，成為周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4）制禮作樂
周公制禮作樂，從其攝政第六年開始著手，並在這一年初定規模、框架，後來逐步充實、損益、完善，以至『周道四達，禮樂交通』（《禮記·樂記》），臻于極盛。
禮樂文化是一種制度文化，它的基本特點是，以禮為社會秩序的基礎和核心，明貴賤，辨等級，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禮的規範和准則。禮分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五種。五禮的節目繁多，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基本上涵蓋了國家、社會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樂，通常與禮相配合，行什麼樣的禮，配什麼樣的樂。禮樂配合，文質彬彬，既盡善又盡美，展示了一個偉大的成熟的文明所擁有的和諧與典雅。
周公制禮作樂，有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即『敬德保民』。『敬德』，是因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有德才會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保民』實際上就是保社稷、保國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來中國思想從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轉變。王國維曾經指出：周人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于『德』與『民』二字，『周之制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而制度典禮之專及大夫士以上者，亦未始不為民而設也。……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後，尤兢兢以德治為務。』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載《觀堂集林》卷十。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也指出：周人克商後，出于追尋歷史性的解釋，而發展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親的歷史觀和政治觀，『這一套新哲學，安定了當時的政治秩序，引導了有周一代的政治行為，也開啟了中國人道精神及道德主義的政治傳統。』許倬雲：《西周史》，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