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漢時期齊魯文化文本之形成
筆者曾經針對既往的齊魯文化研究提出一些疑問，認為齊魯文化是在兩漢時期為了配合當時儒學的興盛而故意編造的。那麼在這里首先簡單地介紹一下大概的內容。
任何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或事件，或與之有關的敘事，都是社會環境與歷史過程中的產物。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物、事件與相關敘事，都當作是一種文本。文本或表征產生于特定社會情景脈絡中，一旦文本產生的話，社會情景脈絡也會因，其相應文本而得以顯現或強化。尤其是，如果社會本相有其穩定性或延續性，那麼在社會本相下，文本尤其需要結構性規範。這些結構性規範及其背後的知識權利，使得有其相似性的文本一再被複制，也使得人們對一文本有類似的解讀。這個結構性規範可以叫做歷史心性，而且這個文本和歷史心性又構成文類，繼續被複制擴大。我們所稱的歷史事實，也便是一些歷史心性與文類的歷史。
我們能夠很容易地發現很多類似的例子。比如，兩漢時期孔子被尊崇為聖賢，有關孔子的文本便成為不可變動的經典，而且具有結構性規範權威。然後，注疏或是讖緯等把孔子神聖化的書籍連續產生，而他們憑著原來的文本也具備了權威。西洋歷史上的新約聖經也屬于同樣的例子。此外，我們熟悉的英雄故事也是同樣制造的。
涉及到中國的地區文化的話，既往的研究比較忽視這種史料文本的特性。筆者認為中國的地區文化也要用以上的視角來重新考察其文本的形成過程。一般認為地區文化是在悠久的時間上自然形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形成過程當中有一些人為因素介入，以便使其成為典型的文本而服務于該時期的特定階層。
筆者認為，齊魯文化是在漢代特殊的社會情景脈絡下產生的，而後這種概念變成結構性規範，以導致了後來各種研究的複制和擴大過程。戰國晚期秦國和齊國的對立，齊國被秦國滅亡後的反秦感情，西漢早期建立漢朝正統性的過程當中要否定秦朝法治的必要，西漢時期關中和山東之間政治權利斗爭等等，在如此的社會背景下產生了齊魯文化的文本。這個時候，微妙的意志介入到文本，把齊魯文化的地理範圍、齊魯人的範圍、齊魯文化之起源等都誇張擴大了，以至于產生了所謂「齊魯文化」的模式。以後這個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齊魯文化便成為不可反駁的規範。後來的研究沒有提出疑問，反而繼續複制、擴大甚至神聖化其內容。
二、歷史上的齊魯文化與政治
今天，我要把我的觀點放在比較大的歷史模式當中。換句話，我提出的意見不限于秦漢時期，而是能適應每個歷史時期。即，在每個時期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齊魯文化的含義及意義不斷的變化了，甚至現在也不會例外。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末到現在中國學術界中「國學熱」異常地引起了學者的關心。這里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學術上的原因。即，這種學熱可能由于所謂「全盤西化論」的反作用。另外一個是政治原因。為了強調國家的認同，他們需要保護自己的文化，就是「國學」。其實，「全盤西化論」也不能脫離政治因素。改革開放以後，為了消除各種腐敗現象，促進經濟發展，他們用「西方化」宣傳自己的目的。所以，純粹的學術因素不能說明「國學熱」的振興。據大致推測，這種現象與最近特別明顯化的愛國主義無不聯系。知識份子擔憂中國傳統的危機，因此，他們認為，為了保証中國的未來必須發揚中國傳統學問。中華文明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所以儒家的故鄉齊魯文化也要再一次被強調。在這一方面，難怪在全國地域文化當中，齊魯文化占了最重要的地位。
明太祖建立了王朝，他極力宣傳儒學，其原因也帶有政治性。驅逐蒙古族以後，他需要尋找統治的正統，他要証明他能夠代表漢族文化。漢族文化的代表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始祖就是孔子。明太祖採取種種措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尊重孔子、同時也提高了孔府的地位。眾所周知，南宋以來儒學的中心變為以朱熹為主的性理學，當時齊魯地區只是一個古跡。但他對孔子頂禮膜拜的同時，也對孔府格外恩寵，以至于齊魯地區再一次成為儒學的聖地。當然，我不否定春秋以來孔子一直受到士人的尊重。但他從新重視孔子、孔府的原因一定歸于他的政治需要。所以，我們再次確定明代齊魯文化的複興也跟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有關系。
總之，歷史上的齊魯文化，包括秦漢時期的形成過程、明朝的再興、最近對國學熱的重視，皆是一種「編造傳統」。當然， 「編造」也一定是基于事實的。如果沒有事實，也絕對不會傳播。齊魯地區確實具有儒家文化的涵養。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每個時期政治需要，這種基本事實經歷了擴大、或是一般化的過程。
筆者跟韓國翰林大學的其他教授們一起組織了一個研究專案，研究這個問題。今年初邀請了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的學者們在我校開了一次學術會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這個專案還有很多的題目需要研究，所以我懇求各位專家幫助我。
三、區域文化與中華文明
最近各個地方都宣傳自己的區域文化，這是一個明顯的趨向。新石器時代被描述為滿天星斗，黃河文明已經不算唯一文明。到了青銅時代，四川的三星堆、金沙遺址、江西的大洋洲遺址等証明了青銅文明的多元中心，所以，古代社會上區域文化的重要性已不容疑問。
區域文化研究可以明顯地考查出各個區域的特殊性。然而，如果過分地強調區域的特殊性，有可能陷入把某一區域特性化、使其與中心分離的危險。中華文明基于區域文化才存在，同時區域文化為中華文明所融入，這兩個事實是不可置疑的。學者不要只側重一個層面而忽視了另一個。所以，今天在章丘開的這次會議的題目具有濃厚的學術意義。
但我認為，區域文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不是簡單的。迄今，很多研究強調齊魯文化影響了中華文明，或是齊魯文化占據了中華文明的主要部分。比如，淵源于陰陽五行學說的方士文化在秦朝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至西漢初年屬于齊文化系統的黃老之學造成了文景之治，漢代的霸王雜道也和齊魯文化有深遠的關系，漢代的獨尊儒術不能離開齊魯文化等等。這里我們能理解齊魯區域文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然而，這也只是一個層面。
首先，我們要重新探討區域文化的概念。陰陽五行學、黃老之學、霸王雜道是否屬于齊魯文化?從戰國時代到西漢時代，在齊魯地區精通陰陽五行學、黃老之學的人比其他地區多一些，而且齊魯地區的管子學派和稷下學派也擁有霸王雜道的特色。其然，陰陽五行學、黃老之學、霸王雜道就屬于齊魯文化嗎?即使承認這些淵源于齊魯文化，如果其他區域已經吸收那些因素以至于很難區別的話，這還是齊魯文化嗎?陰陽五行學、黃老之學、霸王雜道等思想是否只限于齊魯地區?當時人們是否把這些思想歸于齊魯文化?我認為區域文化至少需要當時人們的認同。
第二，區域文化融入到中華文明以後，是否繼續擁有區域文化的性質?漢武帝採取獨尊儒術政策的時候，他是否認為儒學是齊魯區域文化?即使他熟知當時很多儒家從齊魯地區出來，他也肯定把儒學和區域文化區別了。
如果首先劃定某一個地區，然後看看這個地區的特色的話，陰陽五行學、黃老之學、霸王雜道、孔孟儒學等都算作齊魯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然而，區域文化的概念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跟中心文化配合的時候才成立的。所以，從中華文化來看，陰陽五行學、黃老之學、霸王雜道、孔孟儒學已經不是區域文化。中華文化上的區域文化特征和單純的地理上的區域文化特征應該分開使用。不然，如果孔孟儒學歸于齊魯文化、同時也是中華文化的精華的話，齊魯文化便成為中華文化，就是跟中華文化上的區域文化不同的概念。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上的區域文化概念，是跟中心文化不同的，同時是跟其他地區有明顯的區別的。如果將來從這樣的視角探討區域文化與中華文化的話，我相信能夠取得更有意義的收獲。
以上作為很微賤的海外學者，我冒昧提出粗糙的意見。我一直渴望能夠與中國外學者等交流，以獲教益。這是我的心願。如蒙不棄，我希望能聆聽您的教誨。（金秉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