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歷史悠久的吳越文化作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起到過重大的歷史作用。由吳越文化所體現的吳越精神,至今仍激勵著吳越兒女奮發向上,並使其發揚光大。提到它,就必然會想到吳越國的締造者--錢王。錢王(西元852-西元932)，字巨美，浙江臨安人。西元893年為唐鎮海節度使。五代時被封為吳越國國王，定都杭州，西元978年歸北宋。從歷史記載中，我們不難看出，錢王不僅是雄居一方、身經百戰、智勇雙全、文韜武略的君主，更是一位深謀遠慮、審時度勢，顧全大局有作為和有恩于吳越百姓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書法家。

　　一、 吳越文化的創立者

　　作為一個具有鮮明區域特色的吳越文化，自錢王創立以後，經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錢王青少年時期讀書不多，只在暇時溫理《春秋》，兼讀《武經》，深知文化對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當權後十分重視網羅文人學士，他廣開言路、『禮賢下士』、兼聽納諫，唐末名家皮光業、林鼎、沈崧、羅隱、武將杜陵、阮結、顧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禮遇，羅隱成為他的重要功臣。佛學興盛更是吳越文化發展的一個突出標志，據《咸淳臨安志》統計，吳越都會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國』之稱，臨安的功臣塔，杭州的靈隱寺，余杭大滌山的天柱觀，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吳越時修建的。靈隱寺的彌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鳳凰山的梵天經幢等吳越時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錢王本人不僅能征善戰，還留下許多詩文，詩文中多顯英雄氣概，令人仰慕。不僅如此，他的書法也頗有造詣，擅長草隸，蜚聲中原。

　　文化的發展、佛學的興盛，又促進了印刷業的進步，而印刷業的進步又加快了文化的發展。實際上杭州已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錢塘人畢升發明也絕不是偶然的。

　　五代前後吳越地區文化名人數量的變化情況也可窺見文化發展之一斑。當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編的《古文鑒賞大詞典》中收錄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吳越地區為7人，占8%；五代及其後的文化名人114人，吳越地區為33人，占30%。現行高中語文課本中收錄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吳越地區僅有1人，占3%；五代以後的名家33人，吳越地區達11人，占30%，兩個30%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錢氏對文化發展的重視，吳越地區一躍而成為文化之都和中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錢氏是功不可沒的。

　　二、 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的開拓者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經過唐末藩鎮割據、苛政暴斂及連年戰亂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僅西元910-953年，黃河決口及其他大水災即達24次之多)，北方社會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人口銳減。而與此同時，南方諸割據政權，即在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中發展了生產，繁榮了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東南地區。

　　五代時，南方諸政權中，吳越國是經濟文化發展最快的地區。在錢王『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指導下，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發展手工業、商貿業和文化事業，擴建杭州、蘇州等中心城市，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終于使吳越的經濟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諸分裂政權的前列，也使錢王成為這一重大轉移的重要功臣和開拓者。今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繁榮始自錢王開創的吳越時期。

　　錢王在發展經濟中首先緊緊抓住農業的命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重點整治了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從而把吳越建成了魚米之鄉。錢王還十分重視曬鹽、制茶、制瓷、織業等手工業的發展。絲織業的發展又刺激了農民種桑養蠶的積極性，使境內『桑麻蔽野』，蠶季出現了『青巷摘桑喧奼女』的熱鬧景象。吳越之地已成為全國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中國的『絲綢之府』。

　　經濟的繁榮，基礎在于生產的發展，但其實現還賴于商貿的發展。通過商貿交易，溝通中國兩大經濟帶--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實現貨暢其流，物盡其用。五代前中國大都市都在長江以北，西京、東京稱為『兩京市』，是全國最大的商貿中心，其次便是揚州、益州(成都)。五代後，商貿中心便慢慢向蘇、杭、明等州轉移。這些均為後來趙匡胤統一中國，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的實踐所証實。

　　回眸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錢王在中國經濟文化中心轉移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現在，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寧滬杭(含嘉、湖)，蘇錫常、溫甬紹九個地區中有七個均在原吳越地區。很難設想，要是沒有錢氏三世近一個世紀的努力，今天的寧滬杭為中心的長江三角地區是否會有如此輝煌，是否能承擔起中國經濟振興的『龍頭』地位。吳越往事已越千年，但其意義卻綿延至今，錢氏三世實踐『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基本國策，為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南移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已永垂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