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浙北一向有『魚米之鄉』的美稱，其實所謂魚米之鄉，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飯稻羹魚』的延伸，從飯稻羹魚到魚米之鄉是經過了2000年的發展演變才形成的。飯稻羹魚還是處于粗放的農業階段，那時的『魚』是以天然的捕撈為主，『稻』是處于『火耕水耨』的水平。到了魚米之鄉的階段，『魚』除捕撈的效率提高之外，更發展出大規模的人工飼養；『稻』，則通過種植技術的不斷改進和稻田的開發，大大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及總產量。西漢時江浙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而當時的關中地區已達200人以上。正是在這種相差懸殊的情況下，開始南方與北方的競賽。飯稻羹魚的農業慢慢地養活了更多的人口，孕育出愈來愈燦爛的吳文化。現在，江浙地區的人口密度已達每平方公里500人以上，人傑地靈。東南自唐宋以後的人才輩出，更是引人注目。在這個競賽的過程中，作為主糧的水稻，作出了兩方面的貢獻，一是稻米作為主糧對吳越歷史地位的影響；二是稻對于孕育吳越地區文化的影響。這兩方面的貢獻，似乎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文試圖就此作些探討，以資交流。
一、稻作發展對吳越歷史地位的影響
如所周知，西元前7-前5世紀春秋時期的吳越兩國都有過輝煌的強盛時期。吳王闔閭用孫武為將軍，大舉攻楚，五戰五勝，重創楚國，這是東周時期的第一次大戰。越王勾踐曾北進山東，大會齊、晉諸侯，共尊周天子，號稱霸主。吳越兩國都有發達的水軍，在交戰中，都出動強大的水軍，為北方各國所不能想象，這也是有力量向海外發展的標志。兩國的強大基礎就是有發達的稻作農業，這在《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等古籍中有充分的反映。春秋時吳越稻作的發達，不能不聯系到史前燦爛的良渚文化的因素，盡管良渚文明的消失依然是個謎，但五六千年以來這一地區的稻作生產始終沒有間斷過，也是事實。稻作歷史連綿不斷，既積累了經驗，又豐富了品種資源，是其他地方無法取代的。
然而進入秦漢統一以後，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統治的專制集權，防止地方的自主和反叛，加以目光的短淺，不能利用統一的威勢去發展南方，而是採取消滅地方割據勢力，集權于中央的強幹弱枝的政策，以鞏固其萬世帝業。秦始皇初滅六國，便遷徙天下豪富12萬戶集中于咸陽及巴蜀；漢繼秦後，採取同樣的手法，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帝遷徙六國國王後裔、豪傑、名家及齊國的田氏、楚國的昭氏、屈氏、景氏、懷氏五大族10萬余人入關，從而使得東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進程，遭到人為的打擊而受挫，發展甚是緩慢。如西漢會稽郡(設治吳縣)有戶22萬，口103萬；到東漢時，雖分為會稽(設治山陰，舊越國，今紹興市)和吳兩郡，其中會稽郡有戶12萬，口48萬；吳郡有戶16萬，口70萬①。兩郡合計有戶28萬，口118萬。在長達200余年的時間里，戶只增加6萬，口只增加15萬。說明農業和經濟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與關中地區的富庶繁榮形成鮮明對比。西漢初，鹽鐵還是民間私營，武帝元狩三年以後才收歸國營，在全國置鹽鐵官，實行壟斷專利。漢代鹽官共48處，東南僅海鹽1處，其余47處都在北方。漢代共設鐵官44處，東南僅鹽漬、廣陵、堂邑3處，其余絕大多數在中原北方②。這種專營的結果只有利于北方統治中心，而不利于南方的發展。
秦代的浙江設置了19個縣，其中17個分布于杭、嘉、湖地區，這其實是吳越時期遺留的格局。而在西漢的200年中，只有沿海增設一個回浦縣(今臨海)；東漢100多年中只有甌江口增設一個永寧縣(今溫州)③。由此春秋戰國時的吳、越、楚農業和經濟正常發展的道路被強制堵塞，這是南方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低谷。這個低谷使得長江中下游的農業和經濟發展推遲了二三百年，無怪乎司馬遷說：『江南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④
南方經濟的轉機發生于秦漢大統一格局被分裂為三國以後，東南地區在孫吳統治的百來年間，農業和社會經濟開始了複蘇。浙江縣治在孫吳期內很快增加了26個縣，填補了浙江的大部分空白⑤。西漢時百越族人民一部分被強迫遷往江北，其余逃往海外島嶼的稱外越，逃往山區的稱內越。在孫吳統治期間，內外越在孫吳的脅迫下，開始了與漢族的進一步同化。原先稱稻為『依緩』的吳語(吳越同語)由越人渡海東傳至日本，故日語也稱稻為『依緩』(人示)，而吳越本身已接受漢語稱『依緩』為『稻』。當然，越語保存于日語中的還有不少，如越人謂鹽日『余』，音近日語シ才；日語讀吳為クL，即『句吳』之句讀如勾⑥。這也是在探討吳越文化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點。
此後南方經歷東晉、宋、齊、梁、陳200余年的發展，農田水利設施的興建，土地大規模的開墾，水田向山區坡地的進展，使得以水稻為代表的農業開始有了很快的發展，帶動了經濟和文化的欣欣向榮。在此之前，北方的粟麥和南方的稻雖同為各自的主糧，但稻的單位面積產量和總產量都無法與粟麥相比，而從東晉始，南方水稻開始了與粟麥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即與漢魏時北方之粟麥並駕齊驅了。據分析研究，秦漢時的糧食平均產量折今市制約畝產264斤，其中南方水稻平均為250斤，即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到了東晉南朝時，全國糧食平均畝產為257斤，其中水稻平均為263斤，比秦漢時增加了5.2%；而北朝的糧食平均產量比秦漢時減少了2.42%⑦。所以王羲之說：『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八九。』⑧雖或有所誇張，也足以說明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開始受到挑戰。
唐宋以來，南方沒有受到如北方的長時間反複戰亂，農業的發展一直比較穩定，加之北方人士為避戰亂而大量南下，帶來北方先進的農業經驗，促進了南方農業的發展。北人喜麥食的習慣帶動了南方麥子的種植規模，人口對糧食尤其麥的壓力，把原種植在旱地的麥子引入稻田，形成了太湖地區聞名至今的稻麥兩熟複種耕作制。宋以後，除麥子以外，油菜、蠶豆、豌豆等也納入稻麥兩熟制，這些冬季糧、豆、油作物被專稱『春花』。這樣，既提高了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也大大增加和豐富了糧食的供應和品種，又使得有可能分出部分田地改種桑、棉、煙草等經濟作物，促進了手工業的繁榮。太湖地區對國家的田糧負擔也隨著不斷增加。唐時江浙財富首甲東南，因而漕糧高居各省總和之半。唐中葉時浙江東西兩路歲運漕糧75萬石，至北宋中葉兩浙歲運漕米達150萬石⑨，乃有『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宋、明、清三朝浙北蘇南地區的水稻產量一直較其他地區為高，北宋至南宋，稻米平均畝產約2.5石，其他地區只1.5石；明朝浙北蘇南為2～3石，其他地區為1.5石；清代有所下降，浙北蘇南為2石，其他地區為1.5石⑩。太湖地區的糧賦負擔愈到後來愈重，據記載：明朝時，『賦重莫如蘇州，畝科糧至有一石三斗及二石者。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萬石，永樂後益為三百萬余石。兩京百官祿俸，盡派蘇州，計米幾三十八萬石。又，供親王白熟米一萬石余。』⑾盡管到清朝後期，稻米產量有所下降，蘇南浙北地區仍然是商品糧的重要基地，這種情況一直至新中國建立以後仍然如此。
注解：
① 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2-203頁。
② 陳正祥：《中國歷史文化地理圖集》第22圖，日本原書房，1983版。
③⑤ 周振鶴、游汝傑：《方言地理和歷史行政地理的密切關系》，《複旦學報》(社科版)，1984年第2期。
④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⑥ 夏恆翔、孟憲仁：《從語言化石看吳越人東渡日本》，《遼寧大學學報》，1987
⑦ 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194頁。
⑧《晉書·王羲之傳》。
⑨《雍正通志》卷八十，轉見《重修浙江通志稿》，第82冊，第14頁。
⑩ 閔宗殿：《宋明清時期太湖地區水稻畝產量的探討》，《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
⑾ 明·陳全之：《蓬窗日錄》，世務一。